很多人都不了解梃击案，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万历十四年(1586年)，内阁首辅申时行一道名为《为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的奏疏拉开了国本之争的帷幕，此后的近三十年间明神宗同文官集团就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还是立朱常洵为皇太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博弈，结果始终都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明神宗不得不做出妥协，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三月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阳，就在人们都以为国本之争至此结束的时候，风云再起……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的守卫情况(俗称东宫)并没有因为福王朱常洵就藩而有所改观，本该由禁军守卫的仪门依然空无一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宦官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宦官也还像以前一样慵懒的靠着宫门打瞌睡，五月初四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手持枣木棍的张差突然闯入慈庆宫，在打伤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守门老宦官后被朱常洛的内侍韩本用带领几个宦官制服，张差意图刺杀朱常洛的梃击案就此案发。

　　盖东宫侍卫落落，宫门仅老阉二，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仪门虚无人，殿上才七八人。——《先拔志始》

　　当天戌时(十九时到二十一时)，张差被韩本用等七八个宦官绑送至东华门指挥朱雄处看押，问明缘由后，朱雄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命把总赵国忠审问张差。

　　在赵国忠面前，张差除了承认自己是蓟州井儿峪人之外就只是语无伦次的重复着“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这几个词。

　　其实，根据张差重复的几个词就可以大致推断出梃击案的真相：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乡民，如果没有人协助他连蓟州都出不了，如果没有人难为他他怎么会远赴慈庆宫行刺，如果没有人向他许诺封赏他怎么敢去行刺，所以，张差一定是在难为面前选择了向封赏低头，最终在某些人的协助下进入慈庆宫行刺朱常洛。

　　无论这个真相朱雄和赵国忠有没有推断出来，他俩都不可能承认这个真相，因为一旦如此，梃击案的主要责任就要由他俩来承担了，如果张差是个疯癫之人，他俩的罪责就会小很多，所以在给巡皇城御史刘廷元的报告中朱雄、赵国忠都说张差是个疯狂之人。

　　初四日戌时，有慈庆宫不知姓名内相六七人，拏获不知姓名男子一人，与本门收留见在，即批发把总赵国忠查审，张差系蓟州井儿峪民，语言颠倒，相似疯狂。再三考询，本犯止呶呶称‘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等浑语。——《万历邸钞》

　　刘廷元更是个油滑之人，他不仅接受了朱、赵二人的说法，还为了避免自己在以后有人从张差哪里审问出什么时承担隐瞒真相之责，在给明神宗的奏疏中删除了“讨封、难为我”这几个容易使人浮想联翩的字，并且写下了“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是黠猾”。

　　按理说，梃击案至此还算是正常，面对皇太子遇刺这种重大事件，仅凭朱雄、赵国忠、刘廷元三人是无论如何也查不清的，所以他们在对待梃击案时力求自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梃击案接下来的发展只有用荒诞不经来形容才最为合适。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十，明神宗下诏令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山东司员外郎赵会桢、山西司员外郎劳永嘉、郎中岳骏声等人共同审讯张差。

　　作为大明主管刑法的官吏，胡士相、劳永嘉等人本该秉公断案，揪出张差背后的主使之人，可是仅经过一天的审理，胡士相、劳永嘉等人就给梃击案弄出了一个看上去很合理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的来龙去脉。

　　张差在积存于家中的柴草被邻里李自强、李万仓等人焚毁之后，因对当地官吏的处理不满意而气愤至极，进而导致神经错乱，于是就想前往京师诉冤，恰好在路上遇到两名男子，二人看张差神经错乱就故意欺骗张差说“尔无凭据，如何进?尔拿杠子(枣木棍)一条来，便可当作冤状”，张差不知受骗，所以就手持枣木棍经东华门闯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老宦官。

　　如果不是载于正史，很难想象这种漏洞百出的来龙去脉居然出自于大明主管刑法的刑部官吏之手，可是，更加荒诞的还不止于此，刑部署印侍郎(地位仅次于刑部尚书)张问达、内阁首辅方从哲、内阁辅臣吴道南等一众朝中大臣不仅认可了胡士相、劳永嘉等人审理出的来龙去脉，还同意了他们对张差“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的判罚。

　　正当梃击案要以神经错乱的张差被“斩决不待时”结案时，恰巧王之寀从大理寺左评事调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又恰巧五月份轮到王之寀兼任刑部提牢主事(主管刑部监狱，能接触到张差)，又恰巧王之寀是个正直的人，在这一连串巧合之中，王之寀仅凭一句“老实交代给你饭吃，不老实交代饿死你”就从张差口中得出了梃击案另一个版本的来龙去脉。

　　张差小名张五儿，在亲戚马三舅、李外父的牵线搭桥下跟随一不知姓名老宦官抵达京师，随后被安排到一座大宅子内居住，五月初四日，又有一不知道姓名的老宦官在给了他一根枣木棍后引领他至慈庆宫外，并告诉他见一个打一个。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王之寀将自己从张差口中得知的来龙去脉写成奏疏上呈明神宗，感到事态严重的明神宗下令三法司对张差进行会审。

　　忽提牢主事王之寀从袖中出鞫问狱情，言本月十一日散饭狱中，见张差年壮力强，非疯魔人，随屏去吏役，再三密问，供有马三舅、李外父将差交与不知姓名一老宦官跟随到京，又有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指宦官)与饭与棍，至有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等语。——《明神宗实录》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会审开始，王之寀首先拿出自己对张差的讯问记录示于众人，结果仅得到了陆梦龙一人的支持，由于害怕张差供出什么惊人的秘密，除了王之寀、陆梦龙之外的其他在场官吏都不主张继续审问张差，之前就审问过张差的劳永嘉更是抓住陆梦龙的臂膀几乎以恳求的语气说到：“今不得已而讯，止问二内官及马、李二确 名四语之外，若更问一语不记”。

　　接下来，荒诞不经的场景接连出现：当张差一语不发时，陆梦龙准备给张差上夹棍，可是却“无应者，再四怒呼乃具”;当张差供出自己见到的两个老宦官一个姓庞、一个姓刘时，胡士相、劳永嘉二人赶忙阻止王之寀和陆梦龙继续问张差两个老宦官的具体姓名;当张差供出“打小爷(指朱常洛)”时，胡士相、劳永嘉急忙站起来说：“此不可问”。

　　自古以来审问囚犯都是“问官患囚不言”，可是此次会审居然会出现“问官畏囚若此”的反常现象，如此的荒诞不经使得对张差的会审硬生生变成了一场闹剧。

　　此次会审虽然在胡士相、劳永嘉的阻挠下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但却不是一无所获，因为福王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的宫中恰巧有庞保和刘成两位亲信宦官，并且根据张差称呼在场官吏用尔、自称用我和张差准确画出了从蓟州至京师的路线图两个细节来看，张差既不疯狂，也不会神经错乱，而是个思维清晰、有点小精明的正常人。

　　(张差)长身骈胁，睨视而傲语，见问官称‘尔’，自称‘我’，绝无风颠。——《梃击始末》

　　既然张差是个正常人、既然梃击案已经牵连到郑贵妃，那么梃击案的事态就严重了，为了避免梃击案进一步发酵，内阁辅臣吴道南在三法司会审过后找到了东林党人孙承宗询问之后梃击案该如何审理，孙承宗给出了“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的答复。

　　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明史·孙承宗传》

　　孙承宗给吴道南答复之后，虽然王之寀、陆梦龙等人仍然想竭尽全力挖出梃击案的真相，但是在胡士相、劳永嘉等人和一众朝中大臣的阻挠下，梃击案的后续审理就变成了挤牙膏。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张差供出马三舅的真名为马三道、李外父的真名为李守才、庞姓宦官的全名确实是庞保、刘姓宦官的全名确实是刘成。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张差供出自己已经被庞保、刘成二人用金银豢养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差供出自己假扮成光禄寺的人员混入皇城，然后在刘成的引领下经东华门进入慈庆宫行刺。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梃击案再也审理不下去了，皇太子朱常洛公开表示梃击案到张差、庞保、刘成三人这里为止。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明神宗、皇太子朱常洛、郑贵妃及群臣的面前，张差被处决、庞保和刘成被杖毙，梃击案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迷案。

　　单从表面上来看，面对皇太子遇刺的梃击案，胡士相、劳永嘉、方从哲、吴道南等人一再阻止王之寀等人查清梃击案的真相似乎是奸邪小人同正人君子之间的较量，经过一系列荒诞不经的审问后，真相终于被掩盖，正人君子输给了奸邪小人，可是当我们仔细审视梃击案从案发到张差等人之死的整个过程却不难发现胡士相等奸邪小人和王之寀等正人君子都在刻意回避两件事：

　　1、既然是行刺，张差为何会拿一根枣木棍;

　　2、张差供出庞保和刘成之后，无论是胡士相等人、还是王之寀等人都没有让张差同庞保、刘成二人当面对质，就连张差被处决、庞保和刘成被杖毙也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

　　郑贵妃若真想指使人刺杀朱常洛，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登上皇太子之位，那么她怎么可能会蠢到让张差拿一根枣木棍去行刺。不让张差同庞保、刘成当面对质就无法确定他见到的两个老宦官到底是不是庞保和刘成，如果那两个老宦官故意假称自己是庞保和刘成，张差也分辨不出真假，所以，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对这两件事的故意回避很有可能都是想让梃击案同郑贵妃保持一定的联系。

　　结合国本之争的大背景，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并没有因朱常洵的就藩而稳固，这一点从梃击案案发时慈庆宫的守卫情况就可以看出，如何稳固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由于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都属于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又是帮助朱常洛稳固皇太子之位的主力，所以将梃击案同郑贵妃联系起来就能同时起到打击郑贵妃和朱常洵、稳固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的作用。

　　但是，这依然无法解释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在梃击案审理过程中截然相反的表现，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为了打击东林党人而编纂的《三朝要典》将王之寀作为罪魁祸首公之于众，一切才会水落石出。

　　原来，胡士相、劳永嘉、方从哲、吴道南等人均是齐楚浙三党成员，而王之寀等人则是东林党人，结合当时是齐楚浙三党主政的具体情况，就不难发现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在梃击案审理过程中截然相反表现的本质还是党争。

　　作为文官集团的组成部分，胡士相、吴道南等人希望梃击案同郑贵妃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样可以稳固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作为齐楚浙三党成员，他们又不希望将郑贵妃明确为梃击案的幕后真凶，因为这样齐楚浙三党肯定要与郑贵妃势力短兵相接、还天下人一个公道，由于明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齐楚浙三党与郑贵妃势力的短兵相接很有可能会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梃击案才会在胡士相等人的手里变成了荒诞不经。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这荒诞不经的背后，王之寀等东林党人则在酝酿一个天大的阴谋：将郑贵妃是幕后真凶作为梃击案的真相，迫使主政的齐楚浙三党与郑贵妃势力两败俱伤，最终使东林党人渔翁得利。

　　对于东林党而言，这个天大的阴谋确实会有着有着巨大的收益，可是伴随收益而来的巨大风险也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因为将郑贵妃确定为梃击案的幕后真凶同样还意味着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的短兵相接，一旦王之寀想要渔翁得利的阴谋被齐楚浙三党识破，齐楚浙三党与郑贵妃势力联起手来打击东林党，东林党绝对是招架不住的(最终在天启时期三党与魏忠贤联手打击东林党)。

　　正是由于东林党内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吴道南向孙承宗询问东林党对梃击案的态度时(吴道南等齐楚浙三党成员怎么可能不知道如何处理梃击案对自己更有利，所以吴道南询问孙承宗实际上就是要摸清东林党的态度)，孙承宗才会给出“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的答复。

　　根据孙承宗的答复，再结合前文中王之寀身上的一系列巧合，其实还可以推断出来东林党内策划那个天大阴谋的另有其人，王之寀等人只不过是马前卒而已。当孙承宗做出答复后，也就意味着东林党内部失去了推动那个天大阴谋得逞的动力，所以在孙承宗给吴道南答复后，仅仅只是马前卒的王之寀等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将郑贵妃是幕后真凶作为梃击案的真相。

　　幸亏王之寀等少部分东林党人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否则的话，大明很有可能撑不到崇祯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