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和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单亲留守儿童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最近的样本调查显示，单亲留守儿童面临着更大的成长隐患。由于缺乏家长的陪伴和关爱，这些孩子在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理解和关爱留守儿童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单亲留守儿童的特殊困境，亟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记者｜吴雪

4月8日，备受关注的邯郸一名初中学生被三名同学杀害案，有了最新消息。检察机关通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对邯郸初中生遇害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这一通报既回应了舆论关切，更是对被害人家属的安慰。

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大家都关注到，事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再次被推到公众面前。

上图：2021年，内蒙古大库伦乡一所乡村学校，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根据《2023年乡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已降至902万人。数量上留守儿童持续减少，客观而言，多数留守儿童正常长大成人。但大量农村调研显示，很多留守儿童的成长的确处在缺少关爱的环境中，新的互联网环境让缺少关爱的心灵有了出现偏差的更大风险。

2024年3月，《新民周刊》记者前往河南省商丘市睢县董店乡玉皇庙村进行乡村留守儿童样本调查。这座豫东村庄，有一条500米的土路穿过田野，连接着柏油马路与村小——睢县向阳小学。一辆灰色面包车停在校门口，路面扬起漫天黄土。司机名叫吴传钰——向阳小学校长。

向阳小学留守儿童占比30%，由于交通不便，村里大部分学生转到镇上或县城学校就读。村小总人数逐年减少：200人、100人，再到目前的55人。

吴传钰头发凌乱，手里攥着一打学生的笑脸照。他告诉《新民周刊》，因学校靠近中原鞋都集聚区，父母返乡务工的多了，留守儿童也在逐年减少。近些年，农村单亲留守儿童是最为值得关注的群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会，专注农村调研十多年。她分析，单亲留守儿童增多与农村婚姻观念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以半工半耕为基础，当时，农村家庭为了应对经济压力会主动调试融入城镇化。他们大多把孩子带在身边，或等孩子成长到青春期时再外出打工。

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集中在85后和90后，他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现在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中一部分人成了新一代留守儿童。

相比之下，现在的留守儿童面临的状况更为复杂。伴随着儿童长期留守化、乡村熟人社会断裂，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愈发弱化，直接导致农村家庭结构撕裂。父母与孩子常年见不了几面，电子屏幕代替父母陪伴，甚至出现“没有父母概念”的极端案例。王会说，每一个单亲留守儿童的问题背后都是一个个不完整家庭的问题。

破裂

上图：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向阳小学。摄影/吴雪

3月25日前夜，睢县下起小雨，向阳小学露天食堂蓝色塑料凳上积了些水洼，学生们只能三三两两站着或蹲着。三个小学生端着饭缸，跑到一旁干燥的橡胶地面扒拉了两口，“扑通”坐在地上。

向阳小学美术教室里，三个孩子很安静，他们正围着六角形桌子补作业，最右边的男孩名叫许立，今年12岁。“老师为什么让补作业？”他低头沉默，好一会，小声说：“我写错练习册了。”

许立，读五年级，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二年级时父母离异，之后，这位少年成绩下滑，性情大变。据吕肖洁老师说，最多时，她曾一天打三四次电话请家长，原因是许立常常和同学发生冲突，动手打架。

王会调研过多个单亲留守儿童家庭，对这个群体并不陌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农村家庭价值观发生本质改变。以往妇女对孩子的抚养意识较强，现代女性则以个人幸福为优先级，往往不会只局限于带娃或婚姻。

相比婚姻，经济上的独立更能带给农村女性安全感。因此，农村家庭破裂状况越发凸显，而离婚后，单亲留守儿童多由父亲肩负监管义务。

许立父母已离异三年，两人长期在外打工，均不懂得如何与孩子沟通。母亲过年才回家一次，平日里母子俩依赖于微信沟通；今年，父亲打工返乡，在距离村庄8公里的县城开了饭馆，忙着挣钱。用父亲的话说：“这孩子，很懂事，我没操过什么心。”

爷爷奶奶忙于农耕，更察觉不到少年的细微变化，祖孙两代的交流通常机械重复——

“作业写完没？”

“写完了。”

“在学校不要打架。”

“嗯。”

“好好学习。”

“哦。”

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积压的情绪找不到宣泄出口，许立有着他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成熟。

谈及和同学发生冲突的原因，许立的回答有些小心翼翼。“他们侮辱我，说了侮辱我的话。”“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吗？”他摇头。“那说了什么？”他又使劲摇了摇头，拒绝回答。

在吕肖洁眼中，许立是个不错的学习苗子，客厅墙上贴满大大小小二十多张奖状。客厅东南角一间5平方米的小房间，反映出许立目前的生活状态：床上被褥没有整理，上面散落着一些拆封的零食塑料袋，床头柜上放着电子产品。许立奶奶说写完作业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抱着手机打游戏。

许立父亲看到孩子成绩下滑，买了一个“学习很苦，坚持很酷”的木质画框，挂在床头。但许立给父亲的标签却是“他总是批评我” 。许立父亲很苦恼，自己为了孩子起早贪黑，为何他总是不领情。

相比许立，8岁的李雨宣对家庭变故似乎未有太大感知。李雨宣，一年级，在2岁时，母亲出走，父亲再婚，父亲常年在福建打工。担任英语、美术多科教学的老师吴景阁处理过李雨宣和同学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分不清对与错，喜欢欺负同学，朋友圈大多是弱势小朋友。”

吕肖洁觉得，李雨宣的爷爷奶奶读书少，身体差，能顾上他吃饱穿暖就不错了，教育方面指望不上。由于李雨宣长期缺乏关注和规则意识，导致他的共情能力、自理能力都比较差。“他集中不了注意力，有一次上美术课，不到5分钟画纸就被他揉得皱皱的。”

有研究显示，单亲留守儿童出现上述现象较为普遍。在《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的教育及其影响路径研究》一文中，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向蓉认为，留守儿童觉得离异家庭低人一等，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往，内心对于父母离异的不满与愤怒，常常迁怒于同龄伙伴身上。

在生活中，单亲留守儿童由于脆弱和不善言辞易被集体孤立和边缘化，从而形成内向、自卑的性格。而他们的父母，往往对此毫不知情。吕肖洁说，至今仍有学生家长未进入班级群，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运气好，电话打通了，家长也只丢下一句话：“老师，我们不在家，你们该打就打吧。”

吕肖洁很无奈，她坦言，在农村，家庭教育几乎是没有的，家长对自己的子女都漠不关心。他们认为既然把学生送到了学校，就是老师的责任。只要不磕着碰着，平平安安就行了，至于学业、梦想、未来，家长无能为力。

依恋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

在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政府网站，关于董店乡玉皇庙村有这样一段描述——玉皇庙村位于董店街道以北4公里，紧邻省道211，全村人口535户1733人，耕地1891亩。本村主导产业是小麦种植，18—65岁有劳动力1000人，外出务工475人。

全村47.5%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意味着乡村正在面临“空心化”，孩子被迫留守已是常态。而留守儿童的部分父辈也有过被留守的经历。研究发现，30年来，农村家庭变迁与婚姻观念变化，令留守经历的代际传递非常凸显。

王会按照时间粗略划分，第一代留守儿童是80后、90后，第二代留守儿童是00后，第三代留守儿童是10后。长大后的留守儿童，即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儿时留守经历是否会深刻影响孩子的人生走向，他们又将怎样去抚育下一代？

2014年，蒋能杰拍摄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在影院上映，这部片子记录了湖南邵阳市一渡水镇光安村三个农村留守家庭的故事，他们是第二代留守儿童，当时，村子里几乎有58%的人都在外务工，其中80%在广东省。父母的长期缺位给孩子们带来一系列的“累计效应”。

十年过去，片中三个家庭五个孩子，四个考取大学，一个学了理发。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吴国宏表示，这三个家庭孩子的命运算得上幸运。虽有坎坷，有阵痛，但也有可依恋的亲密关系。有的父母觉得幸福太抽象，不就是穿衣吃饭，有钱什么都能解决。实际上，安全依恋的发展关键期，往往在六岁之前，一旦错过，弥补起来将非常困难。

记者联系上留守儿童蒋云洁时，她已经21岁，是湖南生物机电学院大二学生。2009年，年仅6岁的蒋云洁出现在蒋能杰的镜头里，与奶奶相依为命。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出去打工赚钱，为奶奶治病。

当被问想不想爸爸妈妈时，蒋云洁略带苦涩笑着回答：“我不想，家里有个相片。”奶奶去世后，蒋云洁心里像断了一根线。直到今天，蒋云洁仍对父母有莫名生疏感，打电话也只是几句客套问候。童年留守更像一张无形的网缠绕着蒋云洁，让她不自觉地自律与紧绷。

“当时想学服装设计，但我脑子没有别人灵活。”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好不好找？能力不够怎么办？蒋云洁好像控制不住地专注自己的缺点，只有暑假打工赚学费，她才能找回些许安全感。有时她会羡慕父母把妹妹一直带在身边，那些陪伴是她21年来从未得到过的。

范魏煜的安全依恋来自于姐姐范魏媛。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父亲曾两次入狱，姐姐被迫吃下所有苦。2020年秋季，范魏煜以541分的成绩考入湖南衡阳市南华大学。谈及留守，小煜脑海中并未留下太多痕迹，他只记得村里的路不通，每天要很早爬起来上学。

相比之下，范魏媛的痛感来得强烈一些。她自12岁开始打工攒学费，第一年到东莞，就在流水线上待了十几个小时，做圣诞树上的球。50天挣了1400元，后来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用她。高考那年，因为付不起学费，小媛几度放弃，最后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学费也是东拼西凑。

姐弟俩与父亲关系一直很紧张，范魏媛说，父亲出狱后，不指望能帮上什么忙，只求他改过自新，好好生活。“他才53岁，连自己都养不好，还想在我这里拿钱，让我怎么接受。”范魏媛决定放手，她内心清楚，他人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控，即便是父母。

王会认为，早年的留守经历没有“过去了就好”，这种经历带来的焦虑和抵触已渗透进这些儿童期曾经留守的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在复制父辈留守的照护模式，有的通过反向弥补中断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

上图：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蒋鑫、蒋恒的老家光安村。

现在，范魏媛已经结婚成家，有个可爱的女儿。对待下一代，她从不强求必须带在身边，如果条件不允许回老家也是一种选择。范魏煜的想法有点不同，他说自己可能不会结婚，如果结婚，他不要孩子成为任何人，就做他自己。

导演蒋能杰是第一代留守儿童，他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不想留守经历在家庭重演。因为多年前，母亲打工离家的画面，他至今都记得：那天早上，一家人吃早饭，所有人都沉默，然后，爸爸带着包和妈妈走出门，我和弟弟就看着，说不出话。在某个拐弯的地方她就消失了，从来不回头。

上图：蒋鑫奶奶（右一）与村里2个小孩。

歧途

事实上，乡村里有种“读书无用论”，蒋能杰将纪录片放给其他同龄人看，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可能还不如过去，至少那时大家懂得读书有用，他的话让蒋能杰后背发凉。

王会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家庭并非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多数农村家庭都知道教育投资对家庭非常重要。但回报率低、高淘汰率和激烈的就业竞争，使教育投入风险被进一步放大。相比之下，外出打工似乎是更为实际的选择。

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的不断分化，多数家庭都要精打细算以不至于被甩在后面。不少家庭甚至开始算计教育的机会成本和风险规避，虽然多数都有能力培养子女完成高等教育，但很多孩子成绩不好的父母更希望子女早点儿出来打工，中等家庭更不愿因为教育投资失败，而沦落为村庄底层。

蒋恒是《村小的孩子》中唯一一个初中毕业辍学打工的孩子。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家里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父母思量再三，把16岁的蒋恒送往衡阳亲戚的理发店当学徒。“干理发没有年龄限制，就学个技术呗。”对于辍学这个决定，蒋恒也很淡然，觉得“不上就不上了”。

打工六年，蒋恒换过三四个工作。2018年，当理发学徒。2020年，年龄到了18岁，开始进厂干包装盒流水线，不到一周，觉得辛苦，又干回理发。中间他还做过外卖员，因为工资太低，再次放弃。蒋恒曾对比了厨师、修车的工种，不是太脏，就是太累，理发是目前他认为还算轻松的工作。但他赚的工资不够花，有时还要父母补贴。

当记者问“你还想读书吗”，蒋恒说，先挣钱，挣钱了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读书也要先挣钱啊。“挣多少是多呢？”“七八千吧，现在工资四千多。”

农村学生读书以考上大学为目的，一旦这个预期被打破，读书就变得没意思。调查还发现，从 2000 年打工潮兴起，很多农村父母就开始鼓励读中学的子女早谈恋爱早结婚，这样可以早日外出打工，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可以最大化，子代也可以及时回馈父代，以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

时间一长，青少年，特别是留守青少年很容易走上歧途。《青苔不会消失》一书中分享了这一案例：高一辍学后的杨道德，很早外出打工了，认识了两个朋友，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第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王会以苏北农村两乡镇中学田野调研为例，撰写了《农村学龄青年“混混”心态形成及其原因探析》。她指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学校不良少年、留守少年、无业少年是一支向乡村江湖补充下层混混的庞大生力军。相当部分的农村留守儿童在乡村社会的持续转型当中，有发展成为乡村“混混”的可能性。

这一变化与乡村熟人社会断裂有很大关系。传统村庄作为熟人社会，人们在密集交往中产出社会资本，不仅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个体急难之事，而且还生产出社会规范，提供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然而作为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村庄熟人社会，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正逐步走向解体。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吵架纠纷事件发生时，总有长者到场评理，游手好闲的农村小青年爱闹事打架，但普遍讲义气也讲道理。现在，村落社会变为不讲闲话、不讲道理的场域，打架时邻居都装作听不见，更没人愿意去“管闲事”。

乡村混混这一群体，已经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机制，使得一些农村进入了“灰色化”的社会状态。

王会分享了一个调研案例，村里有一个徐姓男人，常年在外靠骗、偷生活，村里没人与他来往，他也从不在本村逛。但近几年，徐在村里开始活跃起来，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抬不起头、没面子的人。徐靠着混混的本事，给全家弄上了低保。村干部都不敢得罪他，怕遭报复。

“不得罪”逻辑与村落本身的“灰色化”同步进行，并造成村庄进一步的“灰色化”, 其内在实质是乡村社会内部的交往规则的变迁，即从沉淀上千年以人情、面子为基本规则的乡土逻辑走向以力量和金钱为考核标准的交往规则体系。

上图：2022年春运期间，济南火车站，小朋友跟着祖辈返乡。

出路

很多人问蒋能杰，“导演，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出路在哪里？”蒋能杰给不了答案。“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我只是想通过镜头，制作出公益纪录片，让更多人看见它。对于它而言，‘看见’只是第一步，有人意识到或者正视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蒋能杰后来拍了一部公益电影叫《矮婆》，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他的愿望是通过公益电影增进人与人的了解，希望无论是留守儿童也好，流动儿童也好，都可以成为历史名词。

向阳小学周边有一个产业集聚区，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中原鞋都。这一产业落地，解决了当地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想要一劳永逸地改变留守儿童现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直以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通常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鼓励父母回老家，另外一种思路是让留守儿童随着父母在其就业和居住的地方，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鼓励父母回老家的办法，可能的代价是父母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吴传钰说，许多返乡父母因为工时很长，大多晚上十点才回家，对孩子仍旧疏于教育。学校方面为了减轻家长负担，召集高校大学生暑期来校支教实践，开展爱心暑托班，尽可能让学生待在学校的时间延长。

大学生志愿者让每一位留守儿童写下自己的理想，按照理想，重新组班，因材施教，增强学习趣味性。“学校这方面做一些弥补，肯定有用的，但没办法替代。本质上留守儿童与父母没有建立长久的连接。”王会说。

吴国宏则认为，学校既然能提供一些关爱服务，要专注于加强陪伴和游戏，不单单只是教学上的支教。比如，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了解父母在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或许他们在一个闭塞的宿舍，吵闹的车间，启发孩子设身处地看待父母的状态。“通过视频、照片的呈现，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不要他，而是生活所迫，当然，实现起来需要各方面共同配合设计。”

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一些学校开始出现招不满学生的现象。因此，现在是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的最好时机，既能够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又不至于让学校出现资源浪费。

去年，在浙江、江苏两省，除了杭州、南京和苏州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已经全面放开落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落户，在当地入学。

李雨宣的爸爸打算接他去福建读书，方便照顾，但因户籍和年龄限制，始终未能办妥。再婚重组家庭面临新的抚养义务，父母能否平衡好经济收入与尽到监护责任之间关系，尚未可知。《村小的孩子》里蒋鑫、蒋恒两兄弟曾经被父母接到身边待过,因为父母要上班,他们只能被锁在家里。两个孩子并不开心,所以他们宁愿留在老家,再也不想去爸妈那里了。

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在幼年时期随父母到外地生活和读书，但到了初中，又重新返回老家，这些孩子不会老家方言，没有朋友，往往会遭受校园霸凌。

在父母就业的城市，他们是外来孩子，回到老家，他们还是外来孩子，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许立、李雨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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