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仁，北宋名臣，他公正廉洁，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被百姓称为“包青天”、“包公”。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上不乏“灭佛”事件，但在古老的中国，佛、儒、道三教，彼此却能和谐相处。那些名垂千古的名士，譬如白居易、苏东坡，本身虽是儒学大家，对道教和佛教，也都有沉浸。

　　面对外来事物，中国文化总是先同化之，再影响之。“被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共有的命运，可想而知，来自于佛教的阎罗王，同样也被中国化了。

　　在民间传说中，北宋名臣包拯，是公正的化身，“日断人间，夜判阴间”，他死后便成了阎罗王，继续审理阴间的案件。

　　及至近代学者，也会通过诗文，在隐约间提及，包公通晓阴阳，有伏妖之能，妥妥就是阴间的阎罗：

　　包公正气贯丹霄，出入阴阳路两条。

　　黑幕沈沈谁揭举，惟公明镜澈群妖。

　　包拯隶属于北宋仁宗时期，与其余皇帝不同，仁宗更注重实际，对佛老思潮，其实皆有所反对。

　　既然上有所好，身为一个臣子，包拯也不太可能多么崇尚佛教。不喜欢佛教的士大夫，反而被佛教所推崇，中国文化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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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学

　　北宋仁宗时期，最富战斗力的辟佛著作，非欧阳修的《本论》莫属。

　　在《本论》中，欧阳修如此问道，“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欧阳公所认可的原因是，“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

　　而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却义形于色，心有所守，又当作如何解释?“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

　　欧阳修以为，文人心中所守之物，即儒家所信奉的礼仪。

　　日后的铮臣包拯，以刚正坦荡的形象示人，正是因为他心中有所守。毕竟幼年的包拯，就如欧阳修所言，“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的一介书生。

　　包拯六七岁时，被父母送至宅院附近的香花墩读书。香花墩位于合肥城南，四面环水，菱荷满池，岸柳成行，是办校兴学的最佳场所。幼年的包拯在此启蒙，他勤学苦读，终于学有所成。

　　香花墩因此成为包拯心中的圣地，时至今日，在包公祠里，还有一副楹联，代表他少年读书的情景：

　　深柳依然读书处，香花不改旧时墩。

　　无独有偶，清代学者游香花墩，观其优雅景致，同样留下不朽的诗篇：

　　孝肃祠边古树森，小桥一曲倚城阴。

　　清溪流出荷花水，犹是龙图不染心。

　　在官宦世家长大的包拯，极具上进心，29岁那年，他高中进士。

　　考取进士有多难?唐朝人有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明经易考，进士难得。

　　包拯治学成绩有多出色?我们不妨拿同时代的人物相互比较，作为中国历史一等一的文士，苏东坡中进士的年龄是21岁，他的父亲苏洵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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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官

　　考中进士意味着，既取得了文凭与学历，同时也可以直接入政府工作。

　　令人惊愕的是，包拯却拒绝外出为官，原因则是，父母双亲年迈，需要有人侍奉左右。

　　在家一呆就是10年，包拯再出山时，已临不惑之年，但包拯就是包拯，一出来依旧是愤青。

　　包拯仕途的第二站是广州端州。众所周知，端州盛产砚台，从唐朝开始，端砚已然誉满天下，成为贡品，当时的史书记载曰：“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包拯之前的诸多前任，趁着进贡的机会，一般要克扣数十倍的端砚，赠送给权贵。

　　包拯则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该进贡多少，就制作多少，及至任期结束，被调至中央任职，包拯“岁满不持一砚归”。

　　端砚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最珍爱的雅器，它同时也是一方试金石。

　　唐朝初年，武则天将刻有“明合璧，五星联珠”的端砚，赐给名臣狄仁杰，狄仁杰反而上奏，请求武则天减少贡品数目。北宋名臣包拯，在端砚的发源地，犹然不受诱惑，其一片赤诚，足以感天动地。

　　藉由历史公案小说的演绎，包拯被刻画成一个类似于福尔摩斯的名侦探，如民国学者胡适所言，他是一个有福之人，宋朝的包拯是“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胡适还说，古往今来精巧的折狱故事，虽然流传于民间，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积在一两个人身上，譬如包拯。

　　坦率地说，胡适所言非虚，但他因此将包拯称作“有福之人”，似乎有失公允。

　　公元1045年八月，包拯年逾50岁，那一年他离开大宋，出使契丹。

　　虽然宋辽早已订立“澶渊之盟”，但是两国之间，绝对算不上和平相处。更不消说，就在一年之前，北宋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遭失败，损失惨重。

　　试问，当此之时，契丹怎么可能，给大宋一张好脸色?一个五十岁的老人，被敌国盘问责难，这个老者是否就是“有福之人”?

　　契丹人几乎就是手握弯刀，不怀好意地诘问包拯道：“不久之前，你们在雄州大开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

　　包拯年纪虽大，思路却很活泛，他竟然反将一军：“涿州也曾开放过城门，刺探边境事务为什么一定需要开放便门呢?”

　　那人本意是想找茬，最后被噎得哑口无言。

　　包拯身处险境，游刃有余，还趁机观察辽朝军事形势，《资治通鉴》说他“奉命出境，敌中情伪，颇甚谙悉”。回朝之后，包拯向皇帝上疏，建议朝廷挑选良将，时刻准备应对边境的突发情况。

　　包拯心理素质之强，为人之机敏，因此而言，后世将精巧的侦探故事，“强加”到他的身上，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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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济

　　包拯的聪明才智，除了表现在外交之上，同样彰显于经济。

　　于国家赋税方面，包拯颇有见地。公元1048年——包拯出使契丹三年之后，辽朝果然在北宋边境集结军队，宋军于是也准备防守，仁宗便让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

　　通过观察边境形势，包拯得出结论：漳河等地区，土壤虽然肥沃，但是地处边境，因此不能耕种。既然不能种地，那就不妨牧马。仁宗皇帝最终从善如流，采纳了他的建议。

　　解州地区盐法过于苛刻，百姓的生活甚至到了困竭的地步，包拯前往经营管理，百姓的困境终于得到解决。

　　三司使是北宋朝廷的一个要职，掌管全国财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中央最高财政长官。

　　经历与欧阳修的论战风波(《因为一个官职，包拯和欧阳修，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包拯最终担任这个职位，并且做出了许多政绩。

　　宋朝仁宗时期，后宫嫔妃过多，加薪太滥。譬如，加封一个才人，需赐银五千两，金五百两;这还仅是初次封赏，才人的月俸，比之于仁宗继位初期，提高了将近八倍。

　　另外，这也仅仅是一般妃子的待遇，仁宗宠幸的嫔妃，多达十余人，后宫开支之庞大，可想而知。

　　包拯的做法也简单，废除所有俸禄标准，恢复成仁宗初继位时候的标准核算，超过的部分一律取消。除此之外，其余方面的开支，也同样作如是改变。

　　单单这一项整顿，国家的财政收入，竟然扭亏为盈。

　　在全国范围内，包拯整顿税收、发展养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

　　北宋朝廷冗官冗员现象严重，在整个中国历史也算是“赫赫有名”，包拯管不了别的地方，在三司机关这一亩三分地，他毫不留情的予以裁减。

　　包拯传之于后世的文学作品，有176篇奏议、一篇家训、一首诗歌。实事求是地说，他的作品无论数量与质量，在仁宗一朝，都排不上名次。

　　但是，他的文章更注重实际。奏议的作用，用曹丕的话说就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包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国家大事上。

　　这不到二百篇的奏议中，有五十五篇指名道姓地揭露出，六十一名与他同朝的官员。

　　试问，对同朝的官吏，如此不留情面地揭露，能够做到这点的，纵观整个大宋朝堂，又有几人?

　　更难得可贵的是，包拯不只是裁减，还大力选贤任能，譬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在之后的政坛中，无疑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鉴于包拯出色的工作，皇帝由衷地称赞他道：“使吏谨其职，下安其民，民不加赋而国有余财，以成朝廷大礼。”

　　除了严以律人，包拯更加约束自己，他唯一的那首传世诗歌中，如此写道：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毋贻来者羞”，这句诗的意思是，不能让后人想到我而觉得羞耻。

　　很显然，纵然距离包拯出生，已然经历一千余年，再次提及他，今天的你我依旧保持无比的崇敬。

　　坦率地说，包拯并未留下多么惊艳的诗歌，但是毫无疑问，包拯本人，就是那首最美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