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字炳奇，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化批评家、教育家和诗人。他深受传统文化教育与近代文化思潮的熏陶，时而继承传统、时而开拓创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然而，尽管他的才华被赞誉为犹如星辰般璀璨，却也熠熠生辉下藏有一颗颤动不安的内心。在动乱的年代里，闻一多始终追求着心灵的平静与文化的弘扬，他以他的书斋为战场，展开了重塑形象的征途。

闻一多 图片来源：光明网

闻一多留学时学的是美术，回国后一度担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他多少有些不安，尽管早年醉心古典文学，还是缺乏些底气。这个倔强的人于是立马做回了一位纯粹的书生。他沉浸在书斋里，学术研究从唐诗发端，涉及《诗经》、《楚辞》、上古神话等诸多领域。当时的教授们还是有时间享受他们的清闲时光的，聊聊天，喝喝茶，或者饭后一道散散步，唯独闻一多先生来去匆忙，常常不见人影。后来大家知道他是扎根在书斋里，不肯出来了。

但你别担心，课堂上的闻一多却有着诗人的潇洒和浪漫。他用浑厚的男中音娓娓道来，声音抑扬顿挫，思路严谨缜密，讲到激动处旁征博引，天马行空；讲到平缓处平沙落雁，江流宛转。闻一多先生的课非常“叫座”，讲台下常常爆满，由于位置有限，有些人只好两个人、三个人拼一个座位，或者干脆站在窗边过道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枪声大作，打破了许多人内心的宁静。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再也无法坐在书斋里了，这位埋首古书堆，一心向学问的学者，不得不带着孩子们撤离风声日紧的京城。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也相继南迁，在长沙合并成立了临时大学。随后南京失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往昆明，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图片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从长沙去昆明，有两条路。一条取道河内，再转入昆明，这条路可乘车。另一条徒步经湖南、贵州到达昆明。闻一多选择了和部分师生一道徒步前行，这不光因了他手头很紧，缺乏一笔从长沙去昆明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他想体验一下这种在山水间艰辛跋涉的生活，他愿意走过这样一段长路，他相信这不光是身体的行走，还是内心的历练。

西南联大南迁的大队人马中，就多了一位让学生们喜爱的先生。闻先生身着一袭皱巴巴的青衫，嘴里常衔一个大烟斗，戴一副圆框眼镜，头发蓬乱，像秋后劲草，又如风中火炬。更引人注目的是先生的胡须，在南下昆明的途中，他已无暇顾及胡子，整整六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让他的胡子疯长，几近有了美髯公关羽的风采。

烟斗和胡子是闻一多先生的象征，其中都藏有故事，原先先生并不是口衔烟斗的，闻先生爱烟倒是很早以前的事。他年轻的时候，刚从国外回来，抽廉价的纸烟，后来执教青岛大学后，由于生活改善，先生改抽一种叫“哈德门”的烟了，这种牌子的纸烟在当时是最高档的。而改抽烟斗则在30年代后期。日寇入侵，百姓生活日益拮据，闻先生一家的生活也跟着掉到了贫困线，他就抽不起哈德门了，改为烟斗。

而胡子则是南下昆明的途中蓄下来的，联大师生们到达昆明后，闻一多去游石林，有学生觉得他的胡子已蔚为大观，遂帮他拍了一张照，他看了十分满意，放大了挂在家中自我欣赏。先生说，只要日寇一天没被赶出中国，他就一天将这把胡子蓄下去。所以这胡子，是为了“明志”而蓄的，多少代表着先生的倔强。抗战打了八年，闻先生的胡子也蓄了八年。

1945年听到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先生第一时间跑到昆明街上的理发店，将蓄了八年的胡子剪去了。这当然是后话，但我们还是可以想到八年之后的那一天，闻先生走出理发店，用手抚摸自己光溜的下巴，心里油然升起了一种明媚的轻松和快意。

1945年，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同游云南路南县石林。图片来源：光明网

从北京到昆明的这一段长路显然改变了闻一多内心里的许多东西，他原先单纯地相信国民政府会公正地维护百姓的生存权利，相信国家的当权者会励精图治，让自己深爱的中国变得有序而富足。但当他走出书斋，一步步走入劳苦大众的生活时，他切近目睹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凉。他读到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让他对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一度抱有的信任出现了动摇，他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如果连自由的思想都无法容忍，这个社会的公民将如何呼吸，如何心跳，如何获得心灵基本的幸福。闻一多越来越深地意识到民族的危机已到迫在眉睫的地步了。

后来，他读到延安诗人田间的诗，深深地被书中的战斗精神折服了。这一切将闻一多心里潜藏的血性激发出来，在种种救国思想面前，闻一多觉得民主是最重要的，只有每一个公民都觉醒了，获得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国家才有希望。

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觉得唯有这样才能更好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战斗中，也才能更好地为争取人的民主和尊严做出努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闻一多心里一度充满了对新局面的向往。但随即蒋介石撕毁了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指挥80万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为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昆明的大中学生们进行了罢课。12月1日，国民党的武装军警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用棍棒、石块和刺刀殴打学生，造成4名学生死亡，50多名青年受伤的“一二·一”惨案。面对这个事件，闻一多怒不可遏，怒斥国民党实行“黑色恐怖”。在座谈会上，闻一多当着冯友兰等一大群教授的面，痛骂蒋介石道：“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1946年后，国民党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恐怖暗杀行动，以对付要求民主的爱国人士，让自由的风声都凝固，为自己的“剿共”营造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7月，李公朴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又有许多传闻，说国民党有两个主要的暗杀目标，李公朴之后就是闻一多了。

当时，正值暑假，闻一多原本打算随联大返京复校，听闻李公朴噩耗后，他当即放弃了回北大的计划，他说他要先留在昆明，处理李公朴先生后事。

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获悉李公朴夫人张曼均届时要作报告，也要求参加。闻一多夫人高贞和其他许多亲朋好友都一再劝阻他，大家觉得现在正当黑云压城，像他这样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真应该避开风头。闻一多却拒绝了劝阻。

往后许多年，国民党反动政权早已灰飞烟灭，许多的光荣和丑行都被历史遗忘了，世界沧海桑田，可闻一多在1946年7月15日的那一次演讲却依然回荡在正义的殿堂里。

他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了他的遗言。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他是不是预感到了死亡，但他真是将死亡看得无比轻了，正义和真理的重量在闻一多心灵的天平上超过了一切。

摘自 | 《领导文萃》2023年4月下

稿件来源 | 《故人在纸一方：致故人的二十四封书简》

本文作者 | 徐海蛟

责任编辑 | 笺迟

微信编辑 | 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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