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现代民族学、历史界一般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她与周奉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译音“俚”字，实是壮语中对“蛇”的称呼)、乌浒，宋以后的僮(撞、獞)人、俍(狼)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壮族与百越中的西瓯、骆越是一脉相承的，从汉至唐初，壮族地区不断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汉语言文化，在今壮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各自雄居一方。唐代，曾把岭南道分置岭南东、西两道，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

　　其中桂、邕、容三管都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两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建州县、派官史、征贡赋，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州县制度，任用壮族有名望之人为土司管理本族。而中央政府的漠视及土司的横征暴敛给壮族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壮族人民不堪其奴役，多次反抗。

　　唐朝的西原“黄洞蛮”起事，宋朝侬智高起义，明朝的俯江农民起义，清朝数百年不间断的起义直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起事于这片地区。但历次起义都遭到了镇压而告失败。壮族人民在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辛亥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壮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活动地域，也是现在壮族的聚居地区。据此部分专家推测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着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

    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

　　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

    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12月9日在广西的西半部建立桂西僮族自治区，1956年春改为自治州。1958年3月5日，建立以原广西省地区为范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4月1日，建立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26日，建立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壮族名称虽随代而异，其主要源流：百越一瓯一瓯骆一西瓯骆一西瓯骆越一乌浒一俚僚一僮一俍一沙一侬一壮，为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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