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朝代。秦朝由始皇帝嬴政建立，在他的统一战争中，秦国成功击败了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局面。然而，秦王朝的统治并不长久，他们的强权政治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秦朝灭亡。汉朝则在西汉刘邦的开创下，重新统一中国，实现了持久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朝代在时间演进中所展现的概貌及演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历史始终与帝国这个概念紧密相连。但实际上，中国历史走过了逾1000年之久，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和帝国相类似的特征。几个世纪以来，六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而相互攻战，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最终击败了它最后的对手，使六国归为一统。然而，军事征伐只是帝国历史的一个小篇章。
中国历史具有持久和顽强的特质，在历经数个阶段的分裂之后，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雏形，即最早的两个朝代：秦和汉。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政治和军事制度都被重新制定，文化、宗教仪式、血缘结构、村社生活以及城市景观也都进行了调整。
《哈佛中华史：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作者陆威仪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全书分十个专题，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见解精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陆威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中前3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及《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
01.秦朝所创造的国家不是我们从地图上所熟知的当代中国
秦朝所创造的国家有现今中国三分之一面积大的西部地区，对秦帝国和早期汉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化外之地。早期帝国阶段的中国以及它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中，都由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盆地所构成。这个区域包含了所有足够平坦而又湿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而也就划定了中国腹地的历史界线。
在秦和汉帝国的统治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大约90%人口聚居在黄河流域。除此之外巨大的堤坝工程由帝国负责维护，和小规模、家庭拥有的灌溉系统结合，塑造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结构。
大一统时期的秦汉帝国每个区域都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最为重要的是围绕着秦国都城咸阳的区域。这个区域以渭河为中心，西北与甘肃河西走廊和中亚相连接，南部与四川接壤，向东和黄河流域的中部平原相连。如此繁多的区域特征，只能通过向一个统一的政权纳贡，这种地理上的框架延续到了汉朝。
秦国于公元前221年征服其他诸侯国完成统一，标志着关中地区对关东平原和长江流域的胜利，中华帝国最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秦国统辖的关中地区，由黄土高原、山脉和两河流域组成的漫长边境线，在与北方、西方以及后来的东方强敌作战中，培育出了强烈的尚武传统。这种传统直到汉代还被人们认可，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关中出将，关东出相。
02.帝国权威的显现
纵观整个帝国时代，中国统治者总是被隐藏在深宫高墙之后，即便对皇帝的官员而言，获准觐见也属恩惠。与在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或印度，当地的统治者都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接受臣民们的献礼，并且公开地主持公道以彰显皇家礼制同，中国皇帝他通过隐秘和不可捉摸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秦国的城市是人世间最大型的建筑之一，这个城市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人类世界，里面充斥着构成人类文明的物质和规则。在战国以前，中国的城市都是为宗教和政治而存在，居住的都是贵族及其附庸者。城市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部分就与政治权威紧密相连。绝大多数城市变成了由某位公卿大夫及其贵族追随者们统治的独立城—邦。
新的建筑元素开始出现，望楼、圆柱大门、露台以及拔地而起的建筑昭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时暗示着皇帝和上天、神袛力量的联系。这样的高度有助于统治者俯视他的领土，并有可能监视邻邦。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当商鞅开始在咸阳建造秦国新都时，第一个修筑的就是冀阙。
与此相似，公元前3世纪末期，汉朝新都长安的门楼也备受瞩目。一位精通玄奥艺术的大师曾经建议秦始皇，作为一位统治者，他应该秘密行事，永远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他所在的位置。
另外，他们也相信统治者应该住在高塔之上，通过阶梯一步步通向神灵并获得长生不老，根据这个建议，秦始皇修筑了逐步攀升的和两旁有围墙的道路，把他的270所行宫和望楼连接起来。这类用以掩盖皇帝行踪的逐渐升高的走道建筑被汉朝沿用，百姓甚至朝堂官员由此目送皇帝远去，而这最终也成为帝国政治权力的准则之一。
03.秦汉宗教信仰、法律刑罚和文化发展
中华帝国的宗教信仰思考的领域是“神”和“阴”。从很早开始，中国人就向和人世平行的神灵世界献祭。在秦朝和西汉的早期，产生了很多史学、哲学以及诗歌著作，它们试图深入描述这个新近统一的世界。这些著作都是帝国精神的反映。
在秦朝，秦始皇授予自然神灵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继续建立对神帝的崇拜，并且开始在泰山山顶及其附近一座小山上进行封禅仪式。封禅仪式标志着他对人间拥有主权，这个统治也被仙人和神灵的世界认可。汉代早期把秦的宗教仪式发扬光大，不但继续献祭，还给他们配以同样的庙坛，配以相同的音乐。就连“皇帝”这个由秦始皇借秦国的最高神而发明的称呼，也被汉代皇帝沿用下来。
而古代中国的法律并不仅仅是理性的行政管理的工具或野蛮的实用政治需要，而是深深根植于这个社会所赖以产生的宗教信仰和礼仪制度。早期中华帝国法律和宗教的联系造成了政府行为和天地、自然的一致。
皇帝拥有半人半神的地位，它把处置冒犯皇帝及其财产行为的法律称为滔天大罪。沿用到汉代的秦律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特征是“连坐”。在秦汉时期，“灭族”开始变成一个法律工具，有助于政府在消灭、征募或控制个体家庭时发挥作用，因为这些家庭是帝国权力的基础。
一个统一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秦朝和西汉的早期，产生了很多史学、哲学以及诗歌著作，它们试图深入描述这个新近统一的世界。这些著作都是帝国精神的反映。在西汉末期，经学表现为六经《诗》《书》《礼》《乐》《易》和《春秋》，这些开始成为汉帝国理念的无所不包的文本体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此被划分为两个纪元。
《哈佛中国史—秦与汉》中，作者将秦汉视为一个时段进行叙述，是从宏观和整体上，去探讨秦朝两汉的地理政治学、政治军事体制、农村城市、文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些部分在“中国千年历史中发挥着作用，塑造了中华文化影响了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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