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政权演变中，儒家思想是一种以仁爱、礼义为核心的传统哲学思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渐渐失宠于政权之中。在古代政治权力的竞争中，儒家思想往往因为其强调仁爱与礼义而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不符合现实政治权力运作的需要。因此，儒家思想的地位逐渐被其他思想所取代，逐渐边缘化。
商鞅的“强秦之计”——商鞅变法，是时代变迁导致的历史变法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争于气力”已经使历史发展走到了“三岔口”，在这个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变法改革都是时代发展的主题。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成功体现出其思想的合理性，是“时势造英雄”。
“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与“争于气力”的时代特征西周初期，周天子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建立了以天子为核心的血缘联系网，这张联系网是靠血缘亲疏、战功大小和可信任程度来划定政治等级的。
“正像周初统治者想的那样，通过相同的血缘这一天然纽带，达到整个部族的团结，从而使自己攫取的统治权长久维持，这样由宗法构成了贵族内部的等级阶梯，是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室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周天子把自己通过征服得来的天下按照地理分布、历史渊源分成大小不一的封国，并且把封国里的土地和管理权力都交给与天子同宗同祖的自家人和在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大臣。
只要这些人按律来向周天子朝贡并且遵守天子制定的各项制度，他们就可以保有这一权力并将这一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孙。这就是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正是这种政治制度维系了西周数百年的统治。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洛阳）以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周室衰败，列国并峙，政由方伯”。
经过了数百年的变迁，原来靠血缘亲疏来维系的宗法制度、礼法保障、道德约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效力，“随着（宗族）人口的增加，族内的血缘关系也会日益疏远，在具有相当规模的宗族群体中，要维持内部的凝聚力，血缘辨识也就必然会出现‘泛化’的趋势”。
随着各诸侯国的势力扩张，西周立国之初的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根本就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名义上是周天子的封国，实际上他们已经架空了中央“自立为王”。天子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周天子已经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另外，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原来的土地、资源就会越来越匮乏，各诸侯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候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在保障自己封国不受侵扰的前提下，开始掠夺其他封国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战争的频繁发生加剧了各个封国实力的不均等。
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农业耕作“深耕易褥”。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致使耕地面积随之迅速增加，私田大量出现，动摇了西周以来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
从西周时期“崇道德，隆礼仪”的社会到战国时期的“争于气力”，也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直接演化过来的。在这期间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西周时期，社会秩序和国家状态都是比较稳定的，在这时各个诸侯国基本上都能接受周天子的封建制度的约束。
春秋前期（大体上以“五霸”时期为“分水岭”）基本上延续了周朝的政体形式以及权力结构，天子高高在上，仍能代表国家，而各个诸侯也都能承认这个权力的象征。
但随着历史地发展，从春秋后期开始，周朝的政体组织越来越松弛，政治权力越来越分散，各个诸侯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随着这种局面的愈演愈烈，原来的诸侯国也开始解体，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就是明证。到了周贞定王十六年三家分晋开启了战国时代。
春秋前期由于周天子的权威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护，各个诸侯还能遵守周室的礼乐章法。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荡然无存，遂出现了“王侯世卿巧夺豪取、肆无忌惮、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残民自肥、礼崩乐坏”的局面。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演变过程，最后就形成了韩、赵、魏、楚、燕、齐、秦七雄并举的局面。
从春秋前期到战国的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有着怎样的演化过程，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描写得非常精辟，激烈的政治角逐和残酷的军事战争，各个诸侯的权力争夺和土地瓜分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过程中，对土地的争夺就成了决定势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实力大的土地越来越多，而实力小的为了谋求生存就会左右瞻望、委曲求全在诸侯之间周旋，一次一次的割地求和。然大多数小国都撑不了多长时间就被吞并，成为诸侯争霸的牺牲品。
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无休止的征兵和征粮，以作战争之需。在诸侯混战的现实面前，各诸侯如何加强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掌握更多的战争资源，以便在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便成为各诸侯国君急于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成为他们审视和裁量各家思想的根本标准。
儒、道、墨思想之比较西周以后，曾经强大一时的封建制国家政权已江河日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而周王室的安危取决于各个诸侯的向背，诸侯间的竞争提高了士人的身价，也相应导致了政治自由空间和舆论空间的扩大。
接受和传播文化的士人就逐渐壮大起来，与官学相对的民间私学不断地发展，从前只有贵族读书的情况已经一去不返。“官学亡而私学兴”，士人的增多和思想的质跃促成了儒、道、墨、法“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
由于士人集团的异军突起，受到各国诸侯的重视甚至重用，逐渐成为政治统治的支柱。他们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因此就形成了“诸子百家”游于天下的盛况。
春秋时期是最具有原创性思想“百花齐放”的时候，儒、墨、道、法家思想相互交流又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政治主张不同的各家之言。
“诸子百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制度构想，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个“思想自由”的时期，为什么儒家、道家、墨家没能“力挽狂澜”、使日渐衰亡的西周王朝得以死灰复燃呢？这主要是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儒家思想的“托古”、墨家的“平民意识”和道家的“不敢为天下先”，存在着“与时不符”的问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结束诸侯混战的局面，只有通过武力征服才能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政权。而要想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物质、政治、军事基础。
春秋以来的社会变化使得西周以来建立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无法维持，如何结束“礼崩乐坏”的无序状态，遂成先秦诸子思考的主要问题。
儒、道、墨三家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除道家有些特殊外，儒、墨两家均希望能够重建价值理想和秩序规范来实现“定于一”的政治目标。
儒、道、墨家追求“托古”，构造一个完美的“尧、舜、禹、汤、文（还有周公）”时代。孔子、孟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强调了以前的社会才是理想的，认为只要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规范的社会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
老子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争于气力”非常痛恨，宁愿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把器械、舟车、甲兵、文字全取消了，过上“甘其美，安其居”的“无争”生活。看到“争于气力”的残酷现实，老子强调君王“无为”，“无为”也是一种“为”，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为政之道”。
老子和孔孟、墨子追求的“古”是不一样的，老子追求更古的时代，至于是什么时代恐怕只有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才能说清了。“但当时人最没有时代的自觉，他们不肯说‘现在的社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这样’；只肯说‘古时的社会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恢复古代的原样’”。
对于孔子、孟子和老子这样的思想我们后人是应该理解的，在当时的君主看来，这样的主张是明显不合时宜的。墨子注重实利与节俭，把各种器物都认定为圣人或圣王所制。
墨子提倡实用器物应该慎重，因为那些东西都来之不易，墨子把民众日用的东西一起归为先者圣王的德惠，这表达了墨子矫正世俗奢靡的善意，但也透露出墨子的“托古”之举是存在的。
这一套创造理论和提倡节用的思想已经带有了鼓吹古者圣贤的意味，再加上墨子尊尧、舜、禹时代的内容，不难看出墨子同样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倾向。
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想要回到以前的社会里已经是一相情愿了。儒、道、墨的这种“托古”思想不会得到当时各诸侯的重视，这是不难理解的。
如果说“托古”思想只是在哲学领域里的一种想法，那么在“托古”思想背后的诸多政治主张就是没有可操作的实际意义。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实施仁政，其最终皆以失败收场，道理就在这里。
社会现实是残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已经没有了西周时期和三代时期的礼法制度，建立“大同社会”的基础早已荡然无存。当时的战争和“争于气力”的社会现实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让君主实施“仁政”、“王道”。孔孟的“仁政、王道”不是当时诸侯们想要的“奇计”。
结语统治者想得到的是称霸天下、富国强兵、扩张疆土，而孔子、孟子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与当时诸侯所要求的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商鞅思想较之儒、道、墨三家而言则更适合战国时期的变法图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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