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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年，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去世，成帝即位。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成为帝国命运的主宰者。她先后任命四个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根去职后，她又在王家的孙辈里找到了王莽来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一职。

成帝死后无子，侄子汉哀帝即位，哀帝不喜欢王氏一家，将王莽贬斥。但哀帝只在位七年就死了，他死后，王太后继续掌权，于是王莽又被召回，辅佐了两代婴幼儿皇帝：汉平帝和孺子婴。

在王太后的时代，汉帝国在经济上的稳定一直持续到王莽代汉。在丰收的年份，人们的生活与文景时期毫无二致；可一旦出现灾荒，由于政府平时从民间抽走的利润太多，民间的积累已经不足，就会有人陷入赤贫。

不过，一俟灾荒年过去，经过一两个丰收年，人们的日子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史书里充斥着对灾荒的记载，但也承认人民整体生活是小康水平。

西汉皇权的坠落并非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吃紧，而是出现了另一种失衡：王太后的娘家人带来的权力失衡。

在“家天下”的时代，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一直是无解的难题。当皇帝过于孱弱，其权力就会被这两种势力的其中一个控制。汉元帝死后，控制政权的是外戚势力。这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宫廷事变，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新皇帝总是莫名其妙地暴病死去，继任者大都是性格懦弱的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在经过几代暴死、懦弱或者未成年的统治者之后，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西汉王朝的外戚专权问题又因汉武帝时期对官制的破坏而进一步加深。武帝为了统治的便利，将丞相等外朝官员的权力分走，给了围绕着他的小圈子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被冠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在内廷做决策，反而使三公九卿的正规官员们被隔离在真正的权力之外。在这种模式下，外戚只要控制了内廷集团，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政府。王莽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改朝换代。这种改朝换代大都是以禅让的形式来完成的。

王莽的新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禅让大戏”。在这出大戏里，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以后每一出禅让戏的基本模式。人们本以为官僚系统会对汉皇室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抵制王莽。但绝大部分官员尊重的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他们并不排斥王莽的篡权，反而在整个过程中屡屡充当先锋，帮助王莽完成他的使命。而王莽在早期也特别注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官员绑在一起，扶持派系。

在“出道”伊始，他就表现得如同谦谦君子，生活节俭，提倡孝道，谦恭下士，在整个王氏家族中享有盛誉。在汉哀帝执政的那几年，由于哀帝也要扶持娘家人，王莽暂时失去了权势。但正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并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拥护，王莽在哀帝死后很快重新执政，并废除了哀帝的外戚集团。

官员的行为艺术在公元元年王莽封安汉公的事件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一年，塞外进献了一种被认为是祥瑞的白雉（野鸡），群臣上奏，以王莽治理国家带来了祥瑞为借口，请求册封王莽，把他提高到与萧何、霍光这两位汉代名臣并列的地位上。

王太后收到了请求，为了撇清关系，连忙请群臣澄清：他们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还是因为王莽是太后的亲戚？群臣听了王太后的话，诚惶诚恐，为了更表忠心，立刻再次加码，将王莽比作和周公齐名的人，并乘机要求给王莽加封号“安汉公”。

这一次，王太后终于同意了。然而这时轮到王莽出来表演，他立刻拒绝给自己加封，同时要求给他的几个党羽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加封，认为他们才够资格。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王莽再次推辞。太后前后三次试图召见王莽，给他加封，都被他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前往宫廷。三召三辞，甚至五召五辞，也成了此后的标准程序，在历次权臣主持的禅让活动中屡屡上演。

最后，群臣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求太后先给王莽推荐的其他人加封，再加封王莽为安汉公。其他四人都得到加封之后，王莽却继续推辞。此时，群臣再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又提出请求，请太后考虑百官和庶民的普遍愿望，不要让他们失望。这时，太后勉为其难地发出了诏书，加封王莽为安汉公。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王莽仍然诚惶诚恐，虽然接受了诏书和封号，却推辞了封地和世袭权，表示待百姓都富足之后再接受。双方的推辞又持续了一轮，直到太后又答应给汉代的诸侯功臣的子孙都加赏，王莽的演出才告一段落。

在这整个仪式中，太后、王莽、群臣的配合严丝合缝，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却必须演好各自的角色。可以看出，群臣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排斥王莽，甚至与王莽勾结在一起。

当然这只是王莽代汉的起点。在成为安汉公之后，王莽的地位越来越高，又当上皇帝的岳父，加九锡（接受象征官员最高荣誉的九种皇帝赏赐。王莽之后，加九锡也成了历次禅让的标准程序），直到成为代理皇帝，但承诺等孺子婴长大之后还政于他。最后，王莽变成了真皇帝，取代了刘氏政权。

这一出出大戏充斥着繁文缛节，如果要将它一一展开，能够写满数十页。人们为了完成这个仪式，制定了五花八门的礼仪，虽然大家都知道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并非整个官僚系统都乐于看到王莽得势。在王莽篡权的整个过程中，他两次斗败了新外戚势力的夺权。公元6年，当他成为假皇帝之后，安众侯刘崇也起兵反叛过。而对王莽打击最深的是公元7年的翟义起兵。王莽在和这些人的斗争中，早有心理准备。

大部分官员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场斗争，仿佛与己无关，他们只会选择和胜利者在一起，连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正是大部分官员的冷漠让王莽代汉的大戏显得波澜不惊。汉代的老百姓表现得更加冷漠，人们似乎已经明白，皇帝换了人之后，生活的一切都会照旧。官僚继续存在，税赋照样缴纳，耕田、买卖、生活，这些主旋律都不会变化。发生在遥远都城的事情，本不应该对遥远乡村的人们有影响。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既然官员不反对，社会也不反抗，那么王莽取得皇位之后，应该大大地松一口气，享受当皇帝的乐趣。至于政治，西汉留下的家底还过得去，本不应该做太多的变动，免得动出问题来。

但奇怪的是，王莽渡过了最危险的政权交接期之后，却突然启动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财政、金融改革。而这些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效果，反而使整个社会疲惫不堪，走向解体。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局面被他亲手葬送，到最后他也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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