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士族与曹氏父子之间的恩怨情仇，影响着曹魏政权的兴衰。曹操作为北方豪强，占据了曹魏政权的核心地位，但其子曹丕却面临着士族势力的阻挠和挑战。这种内部矛盾直接影响了曹魏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其兴衰变化的重要因素。

三足鼎立之后，三家面对士族集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与态度，或打压排挤、或合作共赢，从而对魏蜀吴三国的兴衰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说的士族集团，其实是较为笼统的说法，它包括世家与豪族在内。豪族多是中小地主阶级出身，在地方上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而门阀世家，多出身勋贵之家，掌握着政治上的话语权。因此曹刘孙三家能够成功，是离不开这两大群体的帮助的，不妨以曹魏政权的兴衰为例。

曹操能率先崛起于中原，不少人都说他得了天时。其实这里说的"天时"，不仅指曹操在中原地区率先取得了先机，更是指他得到了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曹操创业初期有两大臂助：

一是谯沛武将集团，"诸夏侯曹"，多是宗室子弟；

二是汝颍士族集团，构建了曹魏集团中的文臣班子。

曹操手下有五大谋士，而位列谋士之首的荀彧，更是曹操顺利定鼎北方的最大功臣。对于这位"王佐之才"，曹操曾感慨道："吾之子房也。"刘邦取得天下，离不开张良的运筹帷幄。而曹操定鼎北方，同样离不开荀彧的举足之力。

事实证明，荀彧的确是一位全能型人才，他的眼光之高明也非一般谋士可比。话说在建安初年，曹操外出讨伐徐州。可不曾想到，曹操刚刚在徐州取得大胜，他自己的老巢兖州便出了事。

原来，趁着曹操外出之时，陈宫、张邈等士族决定背弃曹操，改立吕布为新的兖州牧。一时间，兖州各郡县皆望风而降，唯独留下了范县、东阿、鄄城三座小县城。曹操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兖州，与吕布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的拉锯战。

这时期，由于蝗灾来袭，曹军一度缺粮，而曹操竟然准备放弃兖州，先打下富庶的徐州再说。这时候，荀彧及时站了出来，他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

在荀彧的北方战略中，兖州对于曹操来说，就像是关中对刘邦、河内对刘秀一样重要。听了荀彧这话，曹操咬咬牙，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这样一来，曹操北方霸业的雏形也基本稳定了。

除此之外，荀彧还擅长举荐人才。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换句话说，曹操在荀彧的帮助下，成功与北方士族达成联系。于是钟繇、陈群这样的颍川士族，纷纷进入曹操手下做官。若干年后，这些人几乎都成了曹魏政权中的顶梁柱。显然，这时候的曹操对待士族的态度，还是比较包容的。因此他能率先崛起于中原，离不开这些士族集团为他提供的政治资源。

前面提到的兖州之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曹操当初进兖州，就是陈宫等人支持的；但他们后来却改换门庭，选择支持吕布。这里面，其实还有隐情。

原来，曹操在临行之前，一意孤行处死了九江郡太守边让。边让是颇有名望的清流士子，在兖州境内有很高声望。而曹操之所以要处理掉边让，一方面固然是后者瞧不起曹操，一方面也是曹操有意而为之，想要借边让之死，打压一下兖州境内的豪族与士族。

不难发现，曹操目前的手段还有些不太成熟。因为他贸然杀死边让，导致陈宫、张邈等人心怀畏惧，遂令立吕布。同时，这也能说明一点：曹操对士族始终很反感。即便他在兖州吃了这么一个大亏，他也依旧坚持"擅杀名士"。

哪怕是为曹操立下大功的荀彧，也不例外。众所周知，曹操是有野心的，他对汉室江山始终存在着觊觎之心。

《太平御览》注引《魏书》有记载："程昱少时，常梦上泰山，两手捧日，昱私异之…昱本名立，太祖及加其上日，更名昱。"

曹操为谋士程昱改了名，这有些令人费解。但联系到"泰山"与"立日"，不难发现程昱之梦境，就是曹操野心的体现。毕竟泰山封禅，是天子才有的特权。当曹操势力逐渐壮大了以后，他的野心随之滋生，也是可以理解的。难怪孙权也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

曹操有篡汉之心，但荀彧却始终坚持忠于汉室，两人的矛盾就这么出现了。而正式决裂时间，是在建安十七年（212年）。这一年，曹操刚在渭南之战中击败马超，彻底平复关中地区，于是董昭等人上书，请求曹操进位魏公，并加九锡之礼。

如果曹操封公爵，或许荀彧还能接受，但加九锡之礼，却令他万万不能接受。这个加九锡是怎么来的呢？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中的一道重要步骤，便是加九锡。曹操此举，何尝不是在效仿王莽的僭越行为呢？

于是荀彧劝谏道："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显然，曹操想要更进一步，以荀彧为首的士族集团已经成了最大阻碍。在此情形之下，荀彧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

陈寿在《三国志》中说荀彧是忧愤而死，或许是他想要维护曹操的形象。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中则说："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曹操令人给荀彧送来一个空食盒，后者一见便知道，自己反而成了曹氏僭越的绊脚石，为了家族免受牵连，荀彧只好饮酒自尽。

荀彧的死，给汝颍士族集团带来极大震动。曹操也因此顺利进位魏公，政治地位再上一层楼。再结合边让的例子，能发现曹操对士族的态度，始终是不友好的。

不得不说，曹操崛起于中原，士族为他提供了太多便利。但作为一代雄主，曹操的眼光显然更加长远。他为什么要擅杀名士？不仅是为了震慑百官，更是想要打击一下自东汉以来士族集团的垄断地位。

前面提到，士族集团可分为门阀与豪族。

什么是门阀？例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两大家族，每一代子弟都能位居三公之列，其门生故吏更是遍布天下，所以士族门阀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

再说说豪族，多是中小地主阶级出身，有着较为突出的财力优势。而且自东汉中期以来，随着豪强势力的不断崛起，他们兼并了许多自耕农的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时的经济体制。

刘备刚到徐州时，徐州“首富”糜竺於是进妹於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人们将有钱人称为"土豪"，不是没有道理的。东汉时期的豪族，基本上都很有钱。毕竟以一族之力养活一支数千人的私兵，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办到的事情。

从上面可以看出，士族集团在政治、经济上都有着垄断权。回顾曹魏政权强大的原因，不难发现有这么两点：一是曹操推行屯田，鼓励百姓修养生息；二是曹操选拔人才不太看重出身，鼓励寒族才子进入仕途。这么一来，士族集团的利益自然会受到打击。

屯田制其实很好理解。北方土地，其实多掌握在大多数豪族手中，曹操为了限制人口流动，促进北方农业发展，便不得不将多数土地收归"国有"，然后令自耕农与军士进行屯田，后者所得粮食，最后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这么一来，北方豪族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便自然而然地削弱了。

土地问题尚且好解决，毕竟有封爵在身的豪族，其实还是能保证本族的经济利益的。但曹操推行唯才是举，便令士族门阀的政治利益受到了严重打击。

自两汉推行察举征辟制以来，门阀士族之间通过联姻手段互相达成政治同盟，以至于朝廷之上出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政治势力。借助察举制度，地方长官能轻松地将自己所属的后辈子弟推入朝廷之中做官，如此一来，门阀士族才能保证家族在政治中的话语权。

察举制到后期时，应举者的家世反而成为决定他们入仕的主要因素。所以曹操在创业早期，也不得不接受荀彧的举荐，大肆提拔了一批汝颍士族出身的才子。上文中说，荀彧为曹操举荐13位才子，其中有９人都是来自一个派系。

但是，随着曹操势力逐渐扩大，他急需要打破这种情况，所以他多次下达求贤诏令，主张唯才是举，并借此提拔了很多出身寒族的才子。这些人得到曹操赏识，也自然对曹氏感恩戴德，从而自发成为曹氏一族的坚定拥护者。为了贯彻这一思想，曹操从一开始，便经常擅杀名士，以表达自己对名士清流的不满之情。孔融、荀彧、杨修、崔琰等人，都是因此而死。

虽然士族集团受到了打压与排挤，但不得不说，一大批人才的加入，的确是曹魏政权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以武将为例，

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在曹操的高压之下，士族集团内部也在暗流涌动。

一方面，曹操有篡汉之意，这让很多汉臣表示不满；

另一方面，曹操唯才是举，也让士族集团的政治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所以在曹魏历史上，士族反叛的例子屡见不鲜。最为出名的，当属耿纪、韦晃等人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发动的叛乱。尽管这场动乱很快被平定，但也给了曹操一个警醒。或许，曹操始终不曾僭越称帝，便是因为士族集团对他的不满。

同样道理，诸葛亮起兵北伐，未尝不是想借助这个矛盾。《后汉书··孝献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说：

"时有京兆，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事败，夷三族。"

蜀汉以正统自居，而且对待士族的态度也颇为包容。因此耿纪、韦晃在发动叛乱时，便想要与刘备联合。所以说，诸葛亮发动北伐之战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希望北方士族集团能像耿纪一样，在曹魏内部发动叛乱，以策应自己的行动。从史料记载来看，魏国内部的确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但他们的声势，却比不上当初了。

这是因为曹丕在继位之初，便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可以想象，曹丕僭越称帝，是很需要勇气的。尽管曹操都已经为他铺好了路，但谁也不敢保证，曹丕行篡汉之举，不会有人出来反对。事实上，曹丕刚即位后，士族集团的不满其实再次达到了临界点。

无奈之下，曹操采取陈群的建议，在魏国推行九品中正制。陈群也是士族出身，所以他想出来的这个办法，肯定会符合士族集团的利益。与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不同，九品中正制虽然也看中应举者的才干，但已经将他们的出身与家世放到首位了。

中正官在选拔人才时，首先要看他们的族册，了解应举者的出身。一般情况下，家学渊源的才子更容易进入仕途。显然，这是曹丕对士族集团的妥协之举。

虽然在九品中正制刚出现时，中正官选拔人才，的确做到了"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但随着士族集团的运作，负责选拔人才的中正官逐渐被他们掌握，于是九品中正制就此失去了功效，成为士族门阀保证自己权益的有效手段。

也就是说，九品中正制不过也是汉代察举制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罢了。曹丕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士族集团的支持，但也间接为他们提供了生长的环境。司马氏一族的上位，便得益于此。

当初荀彧推荐的13位高才中，司马懿也名列其中。作为河内地区的名门望族，司马氏与汝颍士族集团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如钟繇、陈群等人，皆与司马懿来往密切。

有了这层关系，便能理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会有这么士族集团表示赞同了。因为司马懿上位，士族集团的利益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话说东晋以后，"王与马，共天下"，掌权的司马氏非但没有忧心，依旧生活的很快乐。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司马氏执政的一个特点：他们愿意与士族集团分享利益。

当然，司马懿能发动高平陵之变，也是得天时之助的。这里说的"天时"，不仅指士族集团的支持，更是指诸葛亮的北伐动作。这事倒也很有意思，诸葛亮与司马懿争斗了一辈子，却无意中促使了后者的上位。

在曹操、曹丕时代，司马懿虽然也有不错的话语权，但他可没有后来这么大的权力。魏帝曹叡继位后，诸葛亮兴兵伐魏，刚开始负责西线战事的，是大将军曹真。

曹真两次挫败诸葛亮的计划，可见他还是很有能耐的。但曹真去世后，曹魏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对抗诸葛亮，所以司马懿"临危受命"，这才成了抗蜀之战中的主帅人物。司马懿刚来到前线不久，便暗中耍手段，令硕果仅存的五子良将张颌前去追击诸葛亮。

后者虽懂得"穷寇某追"的道理，但碍于军令难违，只好带兵前去。果不其然，张颌在木门道受了重伤，遂不治身亡。张颌一死，司马懿便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提拔自己的亲信。

曹魏后期名将郭淮、邓艾、钟会，其实都是司马懿的心腹将领。另外，夏侯霸（夏侯渊之子）身为宗室将领，竟然投奔有杀父之仇的蜀国，可见当时的魏国内部，司马氏一脉已经占据了上风。

在取得军事上的话语权后，司马懿又暗中联系诸多士族。由此一来，他焉能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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