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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讲究“兵贵神速”,这在三国时期不乏成功的先例。不管是千里奔袭,还是一大早晨突然来到敌人面前,都是让敌方出乎意料,使敌人在惊慌失措中达到战役的预想效果。而被袭击一方,无论是措手不及,还是惊慌失措,都会在主将心理上和士气上受到严重打击,从而导致战事的被动甚至失败。这种战法,关键在于一个“快”字,这样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从而获取战役的胜利。有时候,这种战法可能仅仅实施于一个大的战役的局部,但它的影响和作用却可能决定着整个战役的胜负。
而司马懿就是打闪电战的高手,他一生打了三次闪电战。第一次是突袭上庸。司马懿八天内行军一千二百里,每天行军一百五十里,这在古代的军事行动当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结果打了个孟达措手不及,上庸在被司马懿围困了十六天之后,孟达部将开城投降,孟达因此被杀。第二次是平定辽东公孙渊,他在短短几个月就将曹魏数十年来辽东问题彻底解决。
下面为各位读者重点介绍司马懿临终前最后一战。大家知道,在高平陵之变后,随着费祎的去世,主张对魏积极进取的姜维改变了原来保境安民的政策,蜀魏之间进入了一个新的战争频发期,但由于关中诸将应对得当,姜维的进攻一直未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西方边境的稳定为司马氏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创造了条件。
但在淮南,司马懿的影响力较为有限,想要控制淮南,难度远在关中之上。当时的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淩也是曹魏元老,事功卓著,与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并典重兵,专制淮南,非司马懿所能轻易撼动,因此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立刻进王淩为太尉,假节钺,以期用高官厚禄加以笼络。同时,令狐愚与王淩也在密谋反对司马懿,计划在许昌拥立楚王彪。但尚未及举事,令狐愚即在年末病死,兖州刺史之位空缺,司马懿借机任命黄华为兖州刺史,在淮南打入了一枚重要的楔子。
令狐愚之死不但延迟了淮南叛乱的爆发,为司马懿赢得了稳定政局的宝贵时间,同时也使王淩陷入了首鼠两端的境地。一直拖延至嘉平三年(251)夏,王淩试图借备吴之名起兵,并派将军杨弘联络兖州刺史黄华共同举事,而黄华则迅速将情况禀报司马懿。当时司马懿的健康已每况愈下,其从上一年开始便因为久疾在身,而不任朝请,采取每有大事,天子临其第加以咨访的方式遥控朝政。
王淩选择此时发难或许正是考虑到司马懿的健康状况已经使其不能亲征淮南,自己则有机可乘。但在得到黄华密报之后,司马懿不顾年老多病,立即亲率大军掩袭淮南,在短时间内就兵临城下,这一举动大出王淩的意料之外,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王淩不得不未战而降。淮南之乱在萌芽之中即告平定,司马懿得以在去世之前扫除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
淮南之叛之所以能被迅速平定,司马懿新任命的兖州刺史黄华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尽管黄华之后的事迹未见诸于史传,但在《晋书乐志》所载的庙乐中有“黄华应福始,王淩为祸先”的歌辞。
功业被载入庙堂之歌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荣誉,从中不难想见黄华告变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更可印证迅速平定王淩之乱对于司马懿进一步稳定政权所具有的意义。王淩在文帝、明帝时代,一直身处对吴作战的前线,久在淮南,战功卓著,资历不在司马懿之下。并且当时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素兄事王淩,荆州刺史王基是其故吏,尽管司马懿本人与王昶、王基亦颇有渊源,但一旦王淩之叛旷日持久,僵持不下,难免会有四方响应、人心动摇之虞。司马懿力疾平定王淩后不久即于同年八月去世,王淩之乱的迅速平定,也为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权力的承续提供一个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王淩之叛选择拥立楚王彪,而不以清君侧为名,后世论者多以为其包藏祸心,欲为另一司马懿而不得。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恰恰给了司马懿进一步禁锢诸王,削弱宗室权力和地位的借口。司马懿遂“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