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志》由唐太宗李世民令人修订，后又被唐高宗李治、武则天修改为《姓氏录》，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门阀士族起源于东汉，经三国时期的发展，到两晋时趋于鼎盛，南北朝所衰落，隋唐时期走向了衰亡。时间跨度长达七百余年。
门阀士族是由官僚集团组成，对时局起着主导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大部分时期连皇权都得避让三分，东晋甚至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门阀士族却屹立不倒，可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叛乱，在混战中形成了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八柱国，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在关中打出一片天地，之后他们重用并团结汉人士族，形成了“关陇集团”这一强有力的门阀士族集团。随后，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政权的统治基础。
隋末群雄混战时，杨玄感、李密与李渊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应者如云，正是因为他们头上有“上柱国”之后，这顶炫目的帽子，就像讨伐董卓时，袁绍凭借“四世三公”的高贵出身，一举成为联军盟主一样。可见，唐初门阀士族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高祖李渊建唐后，所用的宰相杨恭仁、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瑀、陈叔达等人清一色门阀贵族，且大部分是关陇门阀贵族。当时国家初定，如果没有门阀士族的支持，统治很难有稳定下来。但这种行为无异于双刃剑，既然依靠门阀士族稳定统治，便得让渡部分皇权作为交换。而过度让出权力，是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所以，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坐看门阀士族壮大。
李世民修《氏族志》，武则天订《姓氏录》，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两位帝王的打击门阀士族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不同。他们可能在意识上对促进社会进步与否，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他们均是优秀的帝王，对干预皇权的势力敢于不遗余力的打击。所以，李世民修《氏族志》，武则天订《姓氏录》的行为，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因为隋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门阀士族对于土地，这一封建统治的基础，已不再有垄断的条件。农民轻松可以获得高效简易的铁犁与耕牛，从而实现深耕易耨，出产的粮食交够赋税之后，足以丰衣足食，不需要庇护于士族大家之下。随之，政府大力施行均田制，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门阀成为自耕民，所以，门阀制度从的根本已经失去，必将走向衰亡。
唐朝基本接过了隋朝的制度，还将科举取仕这一发端于隋朝，打击门阀士族的又一办法发扬光大。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大力提拔汉族马周、张亮、张行成等寒族为宰相，进一步削弱门阀士族的力量。
而修《氏族志》是也是打击门阀士族的一项重要手段。贞观十二年，李世民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但高士廉显然没有理解李世民的意图。修成之后仅仅是四品官员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位列第一。因为博陵崔氏是山东士族大家，世代显赫，北方“崔卢李郑”，博陵崔氏位居第一，按传统就应该这样。这个结果令李世民火冒三丈。将高士廉一顿臭批，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并无仇恨，但他们已经衰微，几代没有官宦，凭什么还自称士大夫?以婚姻为名，多要财物。才疏学浅，还自高自大。我不了解世人为何看重他们。我修《氏族志》是为了推崇今朝冠冕，难道你们不看重我给你们的官爵吗!”
李世民这番话将修《氏族志》的目的说的很清楚：不论你是关陇门阀也好，山东贵族也罢，或是寒门庶族，只有当上我的官，才是豪族。不管你们前代有多深的背景，只有团结在皇帝的周围才能富贵!维护皇权的目的溢于言表。
但李世民所修的《氏族志》仍然比较折中，共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第一等为皇族，第二等为外戚，第三等中崔卢李郑、王谢袁萧等豪族不管有无当朝官职，仍名列前茅。毕竟当时门阀士族的影响仍然很深，证明李世民对士族还有所顾忌。
高宗显庆四年，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门阀彻底垮台。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与李义府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这次重修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其一：在王皇后与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贵族集团坚决反对立武则天，其中一条理由便是，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豪门大族，而武氏为文水小姓，《氏族志》不叙其本望。这种婚姻的垄断是门阀士族一直所恪守的，这种本位主义既是皇帝李治所反对的，也是武则天所厌恶的。
其二：许敬宗、李义府二人均为寒门庶族，《氏族志》也不可能有二人姓氏，二人虽在历史中声名不佳，但均是善于钻营巴结的聪明人。像他们这样的精明之人尚且无法进入帝国高层，其他富有才干而门第不高的老实人，被埋没的绝不在少数。所以，重修《氏族志》也代表了寒门庶族的心愿。
所以，李治完成了父亲未竟之志，重修《氏族志》，改名为《姓氏录》，五品以上官员全部进入，皇后为第一等，许敬宗与李义府因是宰相名列第二等，而传统的崔卢李郑王谢等一概不论。
此举，在官方法规上确定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代表着门阀士族不再有生存在土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