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他投江的原因以及最终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一直备受争议。据传，屈原是因为对楚国的政治腐败和国家民生忧虑而心灰意冷，最终选择投江自尽。然而，屈原的悲剧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积淀于他个人遭遇和时代背景之中的必然结果。在战乱频繁、权谋纷争的战国时代，屈原作为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官员，难免成为那些阴谋家和野心家的牺牲品。他的投江悲剧，实质上折射了当时政治黑暗和君王暴虐的无情现实，使人不禁为其悲惨命运感到唏嘘。

战国时期，屈原在贵族之家出生。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他志向远大，为官后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而不懈追求，后来郁郁于小人的馋毁之间，在楚国被秦军攻破后坠江身亡。

他的代表作品《离骚》时至今日回响不绝，与《国风》并称的“风骚”精神更是对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影响深远。

屈原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他在作为诗人成就灿烂辉煌，但作为政治家却是失败的。

现今大多数人认为当时屈原所在的楚国能与秦国比肩，秦、楚两国都有能力一统天下。

但是因为楚王混乱，没有听取屈原的正确意见，从而导致楚国败亡而秦国越来越强盛，同时促使屈原的人生走向悲剧。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有待商榷。

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治国、平天下也成为当时人的时代理想。

春秋时期，孔子还在推行君君臣臣的主张，认为上至天子下至百姓各个阶层的人都应当守在自己的本位上，不能做超越职责仪礼的事。

到屈原所处的时代，孔子以往的主张已经不再适应时代，没有人会觉得一统天下的人应该是周天子，而是在诸侯争霸中谁能取胜就谁来称王。

诸子百家也针对天下大势提出了新的主张，法家直接要付诸武力，儒家学派也不再执著传统的地位阶级论。

孟子认为谁推行仁政治国谁就能夺得天下，荀子则是期待新王的到来，积极设计新的礼制法度。

处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屈原将时代理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并且想让楚国在这场纷争中夺魁称王。

但是，在当时楚国的社会体制下，屈原的理想不可能实现。

楚国在很早以前就出现没落趋势，其实行的封建庄园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求了当楚国的政治、经济因此出现危机时，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变法行动，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变法的失败保留了楚国陈旧的政体，没能成功遏制衰微的趋势。

屈原年少时，楚国从外表看仍然强盛，“号曰万城之国”，但实际上社会矛盾已十分尖利。

公元前333年左右，苏秦对楚威王说：“现在楚国的食物比玉还贵，薪柴比桂木还贵，拜见的人和皇帝都很难见到”

“现在大王的父老兄弟，把伤害贤士当做资本，大肆向百姓征收赋税，使大王被百姓们诟病，国家处在危难中啊。”

从苏秦的进谏中可以看出当时楚国内部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赋税繁重，王公贵族仍然追求奢靡的生活，百姓怨声载道。

面对这些足以让楚国灭亡的弊病，楚国统治阶级却安于享乐，不思解决，所以楚国已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了。

正在楚国内忧严峻之时，秦国却在积极更新法度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如秦孝公时期，商鞅实行变法，废除讽谏庄园领主制和“井田制”，地主经济得到发展。

经过变法的秦国不但在经济上越来越强盛，政治上也渐渐稳定，军事实力更是大幅提升。

成功变法使秦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这是秦国统一的根本原因。

尽管苏秦认为秦、楚都有实力一统天下，好像秦国统一是巧合所致，但实际上无论狡诈如张仪还是忠义如屈原都无法改变楚亡秦兴这一历史事实。

虽然偶然性会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落后的势力必然会被先进取代。

当时秦国与其他六国的矛盾实际上是阶级矛盾，实行变法后的秦国已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主导，但楚国等其他国家仍停留在没落的贵族领主统治制度中。

楚国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不断降低其国势，根本无法与强盛的秦国抗衡。

当时苏秦问毕楚威王，楚威王也非常害怕，可见当时楚国面临处境之困难。

执著理想的屈原对楚国当时的情况也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从《离骚》的痛切表白中便能看出楚国的摇摇欲坠和风雨飘摇，前途已是毫无希望。

贾谊就秦国崛起有一番政论，他认为秦国强盛并非秦王贤明，他国没落也并非国王愚昧。

事实正是如此，秦国能够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是不可变就的历史规律，是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不会因为屈原的美好愿望就改变。

秦国政体的先进其灭六国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

屈原出身贵族，父亲对他给予美好的期望。夏历正月初七是屈原出生的日子，按照楚国风俗这一天是“人日”，日月交合之时，因此屈原可称“日月之子”。

屈平，字原，“平”、“原”有天地之意，所以屈原的出生就包含天地人“三才”的美德。

长大后的屈原没有辜负出生时父亲的期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他从不放松自身的修养，治国方面一开始也相当优秀，为当时的楚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致力于实现“美政”理想的屈原却因小人馋毁遇上挫折，楚王不再信任他了。几度疏远，两次放逐，屈原再不能够处于政治中心。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无论臣子布衣，想要实现政治理想都必须得到国君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得不到支持，不但理想失落，也可能遭遇性命危险。

面对昏庸的楚王，屈原毫无办法，楚王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弑君又绝不可能，想在楚国实现理想已不可能了。

从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家国君王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想要忠君，但君主不信任，想要怪罪君王又不忍心。

他的忠君中含着怪罪，怪罪中又是忠诚满溢，可说是进退维谷，内心非常纠结。

楚王不愿意再信任屈原，他就失去了实现理想的途径，以屈原的人格又绝不会行叛乱之事。

想实现家国复兴的理想十分困难，在执著坚持之下仍未成功的屈原，终于在悲愤中投江而亡了。

正是屈原的个人理想与楚王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汨罗江。

对屈原来说，他的理想与楚国、楚王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屈原不可能到其他国家任职。

春秋战国时，遇上混乱的君主，“良禽择木而栖”是常见现象，可以有很多选择。

士人可以选择坚持自己的理想，不逾越、不反叛，但可以到其他国家任职，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便着意延揽各国人才。

这些游士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像苏秦、张仪一样为功名利禄而游说，不成功还会悬梁刺股、埋头苦学，最终位极人臣，也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

还有管仲、吴起等人，他们游说主要是为了施展才能，吴起的原则就是谁让他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就投靠谁。

还有一种则以伍子胥、孙膑为代表。伍子胥遭到楚平王陷害，出逃楚国到吴国受到任用，后楚平王死后，他返回楚国掘墓鞭尸，为父兄报仇雪恨。

当时没有人认为伍子胥出逃楚国是叛国行为，就算他曾鞭尸楚王，若干年后仍能回楚国主持变法。

这些都表明在当时社会，侍奉多位君主并不会被诟病。但屈原趋势例外，他的精神超越了时代。

他的理想太高，不是为个人，而是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他的爱国之情深沉热烈，只有楚国一统天下才是他的理想。

其他国家固然也能得到荣华富贵，或许有更大的可能实现“美政”理想，但那不是屈原追求的。

此外，屈原还与楚国国君是同姓，他对自己名望、家族非常珍视，在家国不二的教育氛围中，家天下在他的观念立根深蒂固，无法改变。

他将国家大事看做家事，必然会与楚国共存亡，即使楚国形势险恶，甚至已腐朽不堪至无法挽回的地步，他也从未放弃。

暂时离开浑浊黑暗的楚国，屈原曾经也想过。但去留的难题让他备受煎熬，留下面对的就是理想的破灭，离开或许能实现个人理想，但对屈原来说终其一生都会处在不安当中。

屈原遭到放逐时，令他最伤感的就是去与留，走到边境的他踌躇不前。春秋时期，越过边境，君臣关系自动解除，再往前走，屈原就要离开故土了。

《离骚》中的屈原不止一次幻想过天界远游，但终因眷恋故国次次返回。

自从不再受到楚王信任后屈原就开始处于去与留的矛盾中了，他想实现理想又眷恋故国，两者的矛盾是造成屈原悲剧的又一个原因。

屈原人生悲剧是必然的。秦国先进的政体使秦一统六国成为大势所趋，楚国的腐朽落后决定他最终走向衰微的结局。

不再受到楚王信任的屈原无法实现理想，对故土的深沉眷恋让他不愿前往他国，同时将自己与楚国命运紧紧相连。楚国终将败亡，屈原也终会随之走向汨罗江。

参考文献：《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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