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民，崇拜神权，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力低下时敬畏自然的无奈，那么夏商周时期的神权社会，是如何一步步没落的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远古时期部落首领通常身兼部落酋长和巫师统领双重身份，神权与世俗权力合一，神权标识着王的神圣，王权赋予神以特定的社会功能，部落首领则是神权在世俗的代言人。

　　而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构成了原始社会氏族文化制度、行为、信仰等社会方方面面的规范，随着祭祀活动的规范化和仪式化，参与祭祀的人也越来越多，原始氏族社会最初的文明制度展露雏形，开始慢慢成型。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祭祀仪式，凝聚起大规模的信仰，造就了以大部落为核心的中心宗邑，在中心宗邑内部构建了宗庙和宫殿，初步形成国家雏形，阶级也开始从此分化。

　　时间进入夏商周，文明社会成型，国家出现，当权的统治者开始利用神权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并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

　　在《论语》中对大禹描述到“大禹，致孝乎鬼神”，《尚书》也有记载，有夏服天命。

　　商取代夏的历史事件，常用商汤革命来描述，商汤以武力灭亡夏朝，打破国王万世传承的传统，也是首次完成以人伐天的壮举。夏朝自认为有天命，然而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残暴不仁的下场就是被推翻。

　　商朝的诞生，本身就充满着浓厚的神学，在《诗经·商颂》就曾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朝不仅赋予自身以神权，并且将这种神权推向了一个高峰，奴隶主贵族集团对于神的崇拜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神的祭祀和占卜成了商朝政治生活的日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然而，即使是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宣扬天命论，残酷的奴隶制度下，仍旧无法阻挡商朝灭亡的浩浩大势，崛起与西岐的周王朝取代了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神权也在西周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朝的国王，自称周天子，位格看似下降，但却实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分离，天只是作为王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已经没有干预世俗权力的能力，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说法成为主流，天道昭昭，天命无常，变者恒通，天命虽有，却非一层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经过西周近300年的发展，神灵高居天上，王权行走人间，神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已然开始动摇。

　　周平王东迁洛阳，春秋战国时代随之来临。随之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明显提升，当人们发现不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式耕种也能满足耕种所需时，私田随之兴起，大量荒田被开垦出来，井田制崩溃，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在政治上要求更多权力，人权开始觉醒。

　　争夺土地的战争爆发，国与国之间相互兼并，亡国只在旦夕间，当奴隶主贵族们发现求神拜佛，根本不顶用，无法挽救国家颓势时，人权开始占据主流。

　　法家学说的先行者，郑国大夫子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公元前524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而此前曾有彗星出现。懂得天象休咎的裨灶预言郑国也将发生火灾，要求子产允许他用珍宝祭祷，从而免除郑国火灾。子产根本不理那一套:“天道远，人道迩，非我所及也，何以知之?”

　　子产的观点极富代表性也深刻影响着之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治国齐家与其致力于飘渺难期的天道，不如脚踏实地在人道上下足功夫，只要人道功夫到家，天道必然酬勤。

　　进入战国群雄纷争的乱世时代，思想的激烈碰撞下，道德开始不再是权威独有，道德开始普遍化和具体化，周公推行的以德配天再也无法适应社会，德与世俗权威开始分离，不再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渠道了，天在此时上升为天道。天道有则，天道渺渺。

　　天道既然难寻，那么主宰人间的便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人道，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理性权威的世俗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