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八一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了隋帝国。然而新生的隋王朝并不稳固，危机四起，最严重的威胁首先来自北方，北朝末年，突厥强大起来，势力远达中亚，他钵可汗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而隋文帝综合各方意见，坚定不移的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对策。首先，停止了对突厥的岁贡，给突厥以沉重的经济打击。其次，强化防御体系，开皇元年(五八一年)四月，开始征发民工修隋长城，东至黄河，南至勃出岭，绵恒七百里。复次，利用当时突厥内部的汗位之争，实施离间策反工作。迅速做好防御准备，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可是，对于隋帝国，威胁远不止如此。南方的陈朝趁隋朝新立，挥军北伐，从陈军的动向可知，其目的主要在于加强都城建康一带的防线，夺取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战略要地，向北收复江淮间的失地。南线告急。
可恶的是西部的吐谷浑也来趁火打劫。起兵攻打弘州，隋文帝觉得弘州地广人稀，难以坚守，便废州退让，然而，吐谷浑得寸进尺，再攻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线也在告急。
局势如此严重，东北还有北齐余党高宝宁集团，他们的后台老板就是与我们中国人并列帝国二十八强豪的高丽(那时还叫高句丽)。隋王朝正处于敌人的四面围攻之中。
东北有高宝宁，漠北有突厥，西面是吐谷浑，南边有陈朝。他们都已出兵，四面进犯，所幸的是他们还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自为战，没有结盟。隋军必须利用宝贵的瞬间，打破包围的态势，战机稍纵即逝。隋文帝却从容不迫，胸有成竹。他冷静的判断形势：陈朝内部矛盾重重，且水军步战，不是隋军的对手;吐谷浑军制落后，缺乏统一指挥，难以形成强大攻势;突厥最强大，双方恶战势不可免，容不得丝毫幻想。集中优势兵力，先弱后强的战略是唯一的出路，而首先被打击的目标是南陈和吐谷浑。
五八三年三月，文帝命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总督南线军务，九月隋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凌厉攻势，水陆并进，大破陈军于寿阳，吴州，又在甑山镇击破了陈将陆纶赶来增援的水师，到年底，反击战取得了预期的战果，江北失地全线收复。隋军在长江北线一线展开，大有乘胜渡江的态势。陈军被打得胆战心惊，退缩江南，陈宣帝本想有所作为，收复淮南，结果是丧师辱国，又羞又愤，急火攻心下竟一病不起，撒手归西了，接着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陈后主出场了，他倒识相，马上献上降书顺表，割地求和。当时，隋军的大部份将领纷纷请命南下。但隋文帝力排众议，下令班师。因为从战略上考虑，突厥大敌当前，不宜将主力深入南方。
差不多在南线对陈军作战的同时，西北方也发起了强劲的反击。八月文帝命元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和元浩等步骑数万反击吐谷浑。元谐受命后，率部从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发起攻击，吐谷浑也倾巢出动，从曼头(今青海省共和县西南)至树敦(今青海省共和县东南)甲骑滚滚而来，其定城王钟利房率骑兵三千，联合南部的党项兵，渡河东进，迎击隋军。元谐采取包抄战术，直插青海，断敌后路。在丰利山(今青海省青海湖东)隋军与吐谷浑两万铁骑相遇，激战后将其击退，乘胜进逼青海湖，直取其大本营。吐谷浑遣其太子可博汗率劲骑五万反扑，双方再次鏖战，杀声震天，烟尘蔽日。由各部联合的吐谷浑军挡不住统一指挥的隋军的猛烈冲击，败下阵去，一路溃逃，隋军追击三十余里，俘斩万计，打得吐谷浑举国震惊。
经过两场有限度的反击战，隋朝赶在突厥大规模进攻之前。解除了来自东南和西北方向的威胁，阻止了周边民族结成反隋同盟的可能，扭转了四面受敌的不利处境，得以专心对付突厥的大举进攻。
开皇二年(五八二年)春，突厥遭受天灾，民不聊生，沙钵略可汗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五月，他调集五可汗发兵四十万入长城，揭开了根本改变双方乃至东亚世界间关系的大搏斗的序幕。
突厥的这次进攻，声势浩大，来势凶猛。五月十六日，东北的高宝宁集团也配合突厥，向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发起进攻，在整个战线，隋军的防线被多处突破，屯守乙弗泊(今青海省乐都县西)的行军总管冯昱遭到突厥数万骑兵围攻，力战数日，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东部战线，突厥与高宝宁的联军突破隋军防线，进攻幽州，李崇出战，不利。十月，西北长城沿线重要州县一个个的陷落，突厥攻破木峡，石门两关，分兵南下，越过六盘山，挺进谓水，径水之滨，严重威胁长安，十二月十五日，文帝再派内史监虞庆则为元帅，驰往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县)拒敌。虞庆则命行军总管达溪长儒率骑兵二千出击，才出弘化没多久，就遭遇突厥大军，陷入重围，隋军大惧，达溪长儒神色慨然，激励将士死战求存。他把全军凝结成阵，且战且退，经受了突厥骑兵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昼夜凡十四战，军兵散而复聚，整整坚持了三天三夜，打得刀卷枪折，没武器可用，士兵便挥拳相博，手皆见骨，达溪长儒身先士卒，五处受伤，前后贯穿两处，可这条硬汉犹如铁塔般挺立不倒，山河为之变色，全军以死相拚，杀敌万余，退回郡城，仅存百人。突厥军兵本来为了掳掠财物而南侵，完全没料到遭到如此猛烈的抵抗。大军失了锐气，他们焚烧了同伴的尸体，解围而去。退出塞外。
突厥被打退了，人们扬眉吐气，热泪奔涌。在这举国欢庆之际，文帝显得格外冷静，他心里明白，突厥并没有被重创，他们马上会卷土重来的。
不出文帝所料，开皇三年(五八三年)开春不久，突厥又蠢蠢欲动，二月，北部发生局部战斗，四月，突厥又大军压境。经过去年的大战，隋军经受住了考验，培育起了战胜突厥的信心，而突厥的内部矛盾表面化，只要再挫其气焰，就会造成其内部分裂，文帝下定决心，决定主动出击，给沙钵略以决定性打击，实现敌我战略攻守之势的转变。
四月，文帝下诏，历数突厥的罪行，宣布大举讨伐突厥。隋军分别由卫王爽，河间王弘，上国柱窦荣定，左仆射高颖和内史监虞庆则任行军元帅，以卫王爽居中节度诸军，分八道出塞，向突厥发起猛烈攻击。
中路军首先与突厥爆发激战，四月十一日，卫王爽率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行军途中，与沙钵略所率的突厥大军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无数骑兵在大草原上冲杀驰骋，想像一下：数以万计的中国重装骑兵和土耳其马弓杀个天昏地暗，这是何等的壮观啊!李充率精锐铁骑五千从侧面突击突厥，突厥措手不及，大乱。隋军趁此良机，全军奋力向前，突厥不能抵档，一败涂地。沙钵略身受重伤，丢盔卸甲潜入草地，好不容易捡回性命。这一战，隋军还夺了大量的牛羊马匹，造成突厥乏粮，全军只能磨兽骨充饥，好不凄惨。
西北方向的战果，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河间王弘率军数万出灵州道，与突厥相遇，大破之，斩首数千。
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在高越原与突厥阿波可汗相遇，两军对峙于戈壁滩上，隋军带的水很快喝光了，士兵只好刺马饮血，死者相继，窦荣定眼看拖下去将不战自毙，仰天长叹。不料天上竟下起及时雨来，全军士气大振，大将史万岁出阵与突厥的勇士单挑，转眼就取了对方的首级，突厥大惊，全军大乱，隋军趁势掩杀，突厥大败。这时，隋朝派长孙晏进行离间和策反工作，利用阿波和沙钵略的不和，使阿波向隋请和，在六月，阿波可汗率军北还。在白道吃了大败仗的沙钵略可汗逃回塞北，满心悲愤，又听说阿波可汗暗通隋朝，不禁怒从中来，带领沿途收聚的败兵奔袭阿波的牙帐，杀了阿波可汗的母亲，烧了他的营盘。从此，阿波与沙钵略反目成仇，突厥也分裂为东，西两大对立集团，兵连祸结。
以开皇三年七月为分水岭，隋朝取得了战胜突厥的辉煌胜利，完全扭转了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格局。从建国至今，才经过两年多，隋朝就打败了头号强敌突厥。这在中国史上也近乎奇迹。这一胜利的取得，首先是隋朝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坚定务实的政策。第二是利用四面敌人不统一的机会，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表现出高超冷静的军事指挥艺术。第三利用敌人的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第四是隋军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而最基本的一条，是上下同心，三军用命，显示出隋王朝的蓬勃朝气。乘着这股气势，文帝胸中正在勾画一幅世界性帝国的蓝图。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多少风风雨雨，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保有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壮阔山河，但当前的世界形势绝对不容乐观，东有军国主义复辟的虎狼之国，南有天天拿着核导弹在我们头上比划的手下败将，老毛子又是反复无常，未可轻信，自己的小兄弟又被人挑拨，不认大哥，吵着分家。我们不要战争，但谁要敢动我们一寸土地，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翦伯赞先生说：“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的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地水泄不通了。以后历惠帝，吕后下迄文，景之世，这种四面八方而来的蛮族包围，并且一天天的扩大。在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武装，且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汉武帝北击匈奴的功过是非，在国人看来，这段历史是非常痛快过隐的，其实，课本上纪录的只是中国的辉煌胜利，而对我们遭到的挫折和损失却提及不多，我本着客观，公正的历史观，为大家展现这幅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闲话少说，切入正题。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族为夏后氏后裔，始祖叫淳维，殷时称荤粥，秦时称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的单于头曼统一了匈奴各部，楚汉战争时，头曼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又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几十万人口，形成了一个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西达西域，“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强大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一七四年，冒顿定楼兰(今新疆若姜县)、乌孙等二十六国，匈奴形成了从北方、东北、西北对汉朝的战略包围态势。匈奴从此不断掠夺汉朝的金钱、财物、人口，进一步威胁汉朝。汉高帝七年(公元前二○○年)，高帝率大军三十二万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白登??白登之围”，在匈奴强大的骑兵兵团的压力下，汉朝屈辱求和，通过和亲，每年赠送单于大量钱财、生活用品供其享受，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但和亲只是一纸空文，匈奴并不遵守，仍不断入塞骚扰、掠夺，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至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三三年)六月的马邑之谋为武帝即位后汉匈关系的第一阶段。
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六月，武帝采纳王恢诱歼匈奴的计谋，令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国将军，总领诸将，率骑、步兵三十余万，埋伏于马邑(今山西朔县)旁的山谷中。同时，让马邑的豪强聂翁壹诱单于入塞，聂逃亡至匈奴告匈奴单于“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信以为真，率十万骑入雁门武州塞，单于到距马邑百余里的地方进行掳掠时，只见牛羊布于野而不见人，单于奇怪，攻小亭，捕获了雁门的尉史，这个贪生怕死的尉史把汉军的计谋告诉了单于，单于大惊，急引兵出塞退走，汉军追至塞而还，一无所获，一粒棋子毁了一盘棋，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结果，迫于各方的压力，献计的王恢引咎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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