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阮籍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
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阮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正始时期
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的掾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关于阮籍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军,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阮籍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阮籍没有做曹爽的参军。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竹林时期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
嘉平三年( 251),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
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
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阮籍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
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阮步兵”。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主要成就
哲学思想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在阮籍的自述诗《咏怀诗》中“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可以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自己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阮籍在社会政治观上主张“自然”排斥名教,想建立道家所说的“无为”、“无君”的社会。在哲学观上,阮籍赞同老庄的“达”的观点,认为“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
正始时期的阮籍强调天与人的统一,竹林时期的阮籍则以自然排斥名教。阮籍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天人之“关系”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现为对其本身“意蕴”的规定不同。
创作特色
咏怀诗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阮籍《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
论说文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魏晋玄学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例如,《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除了表现在玄学理论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
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肉体的纵情享乐。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 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其“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咏怀诗》开后代左思《咏史八首》组诗,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组诗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