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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相在两宋政治中并非罕事宋之权相，始于蔡京而终于贾似道”，其间还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两宋十多位皇帝中，宋理宗应该是对权相认识最深刻的一个。若依其出身，本应完全与皇位无缘，只因原定的皇位继承人得罪了权相史弥远而遭罢黜，乡野小民赵昀才得以成为理宗皇帝。

　　理宗进入皇宫之前对权相的翻云覆雨已有所领教，登上皇位之后，则更是充分认识到了权相的威力。对内外朝政，史弥远可谓是一手遮天。可以说，理宗对史弥远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没有权相史弥远，就没有理宗皇帝;另一方面，就因为有权相史弥远，才使得理宗只能“渊默十年无为”。

　　为报答史弥远的恩情，理宗可以让他安享身后尊荣甚至荫及子孙，但对于皇帝来说，再大的恩情也不能成为任凭君权旁落的理由。因此可以说，理宗对权相政治有着异乎常人的认识。也正因如此，才会亲政伊始即开始所谓的“端平更化”，而“更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宰执任免上的一系列变革。变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撤换史弥远的亲信，二是变更丞相的任职方式，改独相为并相。其意图，前者在于肃清前权相的影响，后者在于断绝后来者因独相而走向权相的可能。应该说，这方面的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连理宗的老师郑清之也因“端平入洛”失利而丧失了丞相之职，尽管时隔不久又被任命为左丞相，但同时又任命了右丞相乔行简。其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左右两丞相之间达成平衡，消除独相专权的可能。

　　若左右两丞相影响力对等，其中任何一人都无法独享权力，自然可以相互制衡，郑清之与乔行简同时居相就是这种情况。但并相也有它的问题。郑、乔二人在朝廷三十多年的权相专权之后，已经明显不习惯左右二相协调政事，无法分清究竟应由谁来负责。朝臣们多认识到了因二相职责不明、遇事推诿、效率不高等问题导致整个朝廷无所适从的现状。

　　理宗决定并相的目的本在防范一相独大、权相政治的重演，但为效率考虑，不得不申明以郑清之为主，而以乔行简为辅。二相之间是否确有朋党相讦的情况，很难有切实的证据，但二人之间权责划分不清，因而影响政事处理效率则是肯定的。效率低下且有朋党相攻嫌疑的情况对朝政是很不利的，与亲政伊始、欲建中兴奇功的理宗的意愿相去甚远。

　　独相将带来专权的可能，而并相也有可能分朋植党，这二者都是专制君主极为忌讳的。但任相方式，除此二者，难有第三种选择。因此，在理宗亲政的30年时间内，独相与并相经历了多次循环。之所以一再更改，其原因与其亲政前期郑清之和乔行简任相时没太大区别:或为防范独相专权，或为防范并相朋党相讦。皇帝疲于应付丞相任用问题，自然是不胜其烦，而最终选用自己亲信来担任丞相一职，然后落得轻松也就不足为怪了。

　　理宗晚年厌倦政事、追求享受，这种情况大致从淳祐十二年(1252)十一月任用谢方叔为独相时开始显现。自认完全控制了朝政，丞相专权已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有一个能干的丞相帮他处理政务。谢方叔、董槐、程元凤等人都难胜其意，因而才有启用亲信丁大全之举。丁大全是通过内侍的关系才走上丞相之路的，而这也正是台谏攻击的重大理由。这样，丁大全下台，贾似道走上前台也就势所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