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刑律的建设，反复修改，先后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方成规模。明朝初年的刑律，包括有律、令、诰和榜文四种。其中的诰，指的是大诰，这是一本由明太祖朱元璋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在公元1385年，也就是洪武十八年的冬天，亲自编写的刑典。在这部刑典里面收集了当时的一些重大案件以及审判的案例，体现出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

　　在大诰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官吏不下乡”的规定。这是因为朱元璋本人出身清贫，从小就见惯了官吏下乡扰民，也受尽了官吏的欺凌，因此在他当了皇帝之后，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规定，命令官员不得下乡骚扰百姓。这样一来基层乡村的事情就得由乡村自己解决，这样就衍生出了明朝的民间调解制度。

　　这项制度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在乡村修建“申明亭”和“旌善亭”。其实这项规定，朱元璋早在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二月，就要求各内外府州县以及乡之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修建了。

　　申明亭和旌善亭的主要功能是用以张贴榜文、“申明教化”。其中对于申明亭的规定是：凡境内民人有犯者，书其过，明榜于亭上，使人心知惧而不敢为恶。在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对申明亭在实行中的弊病又进行了改革，规定除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伤风败俗以及犯贼至徒者外，不再在申明亭公布，“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明朝法律对申明亭严加保护，在《明律·刑律·杂犯篇》中有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于旌善亭，则规定凡在修建申明亭的地方，也必定一块修建旌善亭，亭上书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一同以示惩劝。

　　至于具体日常管理上，则规定：

　　首先在城乡各坊里厢，按要求都要修建二亭。在县衙门的地图上，要标明二亭所在的地方;

　　其次每里(里是明朝县以下的一个行政单元，明朝初年一里大概有110户人家左右)，推选一名岁数大、有威望的人员来主事，被称做老人，由当地里长辅助。最初，老人一直是世袭的，不轮换。老人这一职务，很像秦朝和汉朝乡官中的三老，掌管乡里的教化;

　　第三是老人需要定期向里中编户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使全里的编户都要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同时还要宣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圣谕》六事，承担起教化的职能;

　　第四是讲说《宣谕》。按照明朝的制度，每月初一，皇帝都下发一道《宣谕》，规定出来老百姓在当月应该做的事情，由北京顺天府发出，传达到全国。如六月百姓应缴夏税，《宣谕》即提醒众人要“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就需要老人在两亭里向本里的编民传达;

　　第五是这些老人还要负责评判里中编户之间的争讼。朱元璋在《教民榜》中特别规定出来，“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有的编户想投机取巧，不经过本里老人理断的，直接越级到县衙以上的衙门上告的，则不问情由，先把告状的打六十大板子，然后还要打回去交由老人评理。因为这些老人的权势颇大，所以地方上的官员、里中的百姓，都尊敬有加，尊称这些老人为“方巾御史”。

　　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由本乡人推举出来的老人在官府备案之后，就有了一定的公务身份，此后民间的纠纷等小事情就由这些老人来主持，地点就是在申明亭和旌善亭中调解。调解不能和解、平息的，再向官府起诉，这就形成了明朝的一种民间调解制度。

　　现在在南方的一些乡村当中还留有申明亭的建筑，一般是完全木质结构的路亭，飞檐翘角夸张地向四周斜飘而出。据当地老人讲述，在每月的朔、望之日，也就是阴历的初一、十五之日，由当时的老人鸣锣聚众于此，公断家事或民事纠纷，如果村中有人为非作歹，就将他的恶行书写出来，张贴于此，还要将那人捆绑在亭柱上，进行惩处。所以，亭名中“明”字的左偏旁是“目”，而非“日”，意即要人们多睁一只眼，盯着恶人、坏人、做污秽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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