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暴力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在一波接一波的民众抗议下，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行为不仅未见收敛，反而与暴力文化、枪支泛滥、种族歧视等问题交织叠加，进一步凸显美国不断恶化的人权顽疾。

美国警察暴力是漠视人权的典型表现。2012年2月，美国非洲裔青年特雷沃恩·马丁被警察枪杀，涉事警察乔治·齐默尔曼次年被判无罪，这一事件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肇因。2014年7月，埃里克·加纳被警察按倒在地致死；同年8月，迈克尔·布朗被警察射杀，再次引发美国公众对警察暴力的广泛关注。2016年连续发生斯特林和卡斯提尔被美国警察射杀事件，掀起全国性抗议活动。2020年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残忍跪压致死，引燃从美国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反抗种族主义怒火。2022年美国非洲裔男子杰兰德·沃克被警察连开90多枪致死，引起数千人聚集抗议。2023年非洲裔男子泰尔·尼科尔斯被5名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视频再次引发大规模抗议。

根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的统计数据，2013年至2022年，美国每年死于警察暴力的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平均每天有超过3人因警察暴力执法身亡。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多数美国人减少了户外活动时间，但死于警察暴力的人数仍呈增长趋势，2022年更是高达1239人，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一声声枪响、一次次杀戮，无不暴露出美国警察漠视人权的社会现实。警察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公民权益的保障者，理应为公民服务，保卫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与执法规范，不得滥用武力。然而，美国警察暴力执法愈演愈烈，不仅违背基本刑事司法理念和程序，也将其漠视生命权的虚伪本质暴露无遗。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美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意图加强警察军事化武装程度，如通过军用武器装备武装联邦、州及地方各级警察机构，将特警队的执法工作泛化到常态性执法领域，如禁毒、处理无照经营理发店或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饮料等。“9·11”事件后，美国警察进一步将战争理念扩大到打击违法犯罪中，倾向于将敌对思维、对敌装备运用于日常执法。如为驱散示威群众，美国警察经常使用闪光弹等战斗装备进行威胁，使人群散开。而闪光弹发出的声波、闪光会导致暂时性耳聋、失明等，其碎片还会造成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枪支泛滥是美国的另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枪支泛滥问题愈演愈烈，但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日益极化的政治生态、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难以根除的种族歧视，使全面禁枪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民间大量持枪，助长了美国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倾向。在警察暴力执法屡屡发生但涉事人员鲜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长期不良影响下，暴力执法的风气被不断强化。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更倾向于按照内部潜规则行事，即使在应使用非致命性武力的场合，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使用致命性武力，导致不必要的杀戮蔓延。

警察暴力深受美国种族歧视痼疾的影响。根植于数百年来白人至上的文化，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对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充满歧视和排斥，在执法领域尤为严重。美国警察针对非洲裔等的暴力执法，又发挥着维护白人阶层安全及其社会等级地位的功能，进一步形成美国社会文化和制度建构的“闭环”。这正是美国警察暴力执法、戕害人权的内在本质。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舆观民意调查公司今年2月5日联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的非洲裔受访者认为受到美国警察保护，仅有29%的非洲裔认为美国警察能平等对待非洲裔和白人。英国《卫报》1月4日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警察对非洲裔使用武力的概率是对白人的两倍多。该州发布的调查显示，2021年非洲裔被警察搜身的概率是白人的2.2倍，其中15岁至17岁的非洲裔青年遭警察搜身的概率几乎是白人群体的6倍。美国广播公司通过分析2018年美国数千个市、县警察部门向联邦调查局自愿报告的逮捕数据后发现，有800个辖区中非洲裔的被逮捕率是白人的5倍，另有250个辖区非洲裔被逮捕率是白人的10倍。正是基于这些冷酷现实，美国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汀·克拉克认为，美国警察针对非洲裔的歧视性执法现象具有普遍性，表明非洲裔已被美国警察作为单独的执法目标对待。

美国人权问题触目惊心。面对美国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呼声，美国政客应当反躬自省，采取切实措施改善美国人权状况，而不是热衷于以人权为武器到处攻击他国，做全球人权发展的搅局者和阻碍者。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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