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渐老龄化和人口总量的相对减少，社会上对于人口问题的焦虑日益加剧。然而，经济学家李稻葵却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点，即应该摒弃人口焦虑，而是积极寻找有效利用人力资源的路径。如何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并在新的人口结构下创造更大的发展潜力？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高颖】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口发展已经面临新形势，对此，我们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人口学会6月10日举行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多位专业人士对此进行了分析。

“人口总量见顶将影响经济发展”，是一种误解

学术界曾经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人口总量见顶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出现显著下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人口总量和年轻人总量，而是愿意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的、健康的、有技能的人口总量。

李稻葵表示，人力资源可以被认为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人力资源总量是健康受教育人口当量。如果据此测算，即便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峰且劳动参与人口总量的峰值已经过去，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年到2050年间保持稳定。进而言之，如果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那么相较于2020年的14.25亿人，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44亿人。因此，李稻葵认为，要摒弃人口焦虑，实现人力资源有效利用，推动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新教授也认为，不能因为人口总量达峰，就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了，他所持的观点是“人口红利转型论”。原新表示，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重点已经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优势，转型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更加强调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基础的资本型人口机会和人力资本红利。

讨论“老龄化”时不要只讨论老年人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首先要基于对当前人口发展新形势的全面认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中国当前的人口发展呈现总量达峰、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深、素质显著提升三大特征。宋健预计，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仍然维持较大人口规模。同时，与少子化老龄化相伴随的，是中国人口健康状况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后者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竞争力。

对此，原新也表示了认同。依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人口预测结果，如果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20年的1.28在2050年分别达到1.89、1.39、0.89，届时的总人口将分别是14.1亿、13.1亿和12.2亿，人口规模依然巨大。这一阶段同时呈现出低龄老龄化特征，60岁到69岁低龄老人将从1.5亿增至2050年的2.1亿。

原新尤其提醒，不要讨论老龄化就只讨论老年人如何如何。人口老龄化是全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人都在其中。人口老龄化，只是说明老年人已经走到社会的C位，这将形成构建老龄产业新业态的机会，同时提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新需求。

重塑育龄人群的生育观

人口发展新形势有着人口变化早期温和、远期加快的特点，这警示我们应对人口可能的远期问题必须从今天着手，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宋健认为，通过生育调节，释放生育潜力、激发生育动力是高质量人口发展面临的两项基本任务。

释放生育潜力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密切相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已经就释放生育潜力作出了系统性部署，后续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落地。宋健提出，可以通过加强优生优育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可从源头上提升人口素质。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宋健认为，在实施生育支持策略的新时期，重塑育龄人群的生育观，是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时不容忽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方面，要保持传承和弘扬家庭文化，婚嫁生一体化考虑人口问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观察到，如今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由一孩和二孩减少导致，因此生育潜力释放的目标群体需要更加聚焦一孩和二孩潜在生育群体。可通过进一步提升普惠托育覆盖面，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等措施，促进我国生育水平逐渐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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